谁先爱上他的

这部电影的第一款预告就让我印象深刻：

戏很短，却张力十足。

刘三莲女士指着邱泽的鼻子，一字一顿的威胁要让全世界知道他是“不要脸”的“同性恋”、“死小三”。发声与断字方式毫不掩饰舞台剧演员的出身。

对手嗤笑一声，纠正她“多一根，是小王。”

她脸上瞬间凝固的愤怒与尴尬，还有一拳打到棉花上的怅惘，竟然迸发出了一丝荒谬的喜感，有点精彩。

我当时就想：这部电影如果只能有一个人要拿奖，一定是这个女主角。

然而入围名单放出后，话题大热的一直是邱泽。

没办法，作为一枝独秀的本土代表，背负了“台湾之光”的尊严。夹在强势的内地军团中，像一片尴尬的符号。

有意思的是，在这场最终被搅屎棍毁掉的金马奖上，邱泽虽然与影帝合理地失之交臂，却在电影中意外的让大家看到了一位真正的演员。

要知道我上一次看他做主演已经是八年前，在台中装修宛如夜总会的汽车旅馆，电视里没有我期待的深夜剧场，只有他无聊的《小资女孩向前冲》。

那时候邱泽已经不年轻了，还在与“小资女孩”谈情说爱。

真是时也运也，八年后，他被渣男的丑闻逼得退守台湾，却摇身变成脆皮鸭小说家们梦寐以求的完美情人：

撩人时像猫，黏人时像狗。满腔的温柔与深情错付，撞塌了南墙也不回头。

小王不同于徐誉庭女士惯用的那种即使有魅力也很容易被生活化的男主角，例如莫子仪、例如杨一展。

他面容殊丽，神情率真，穿五彩斑斓的和式睡衣或精巧的蕾丝衬衫走在大街上，也自在天成，毫不扭捏。

比较动情的是目送前男友结婚那场戏，短促却饱满。短短的一条街，如同万水千山。此爱隔山海，山海不可平。人们爱说一眼万年，这下好了，从今以后的每一天，都是一万年。

整部电影对我来说的看点是金牌编剧徐誉庭，后台剧时代的灵魂人物。

几乎是从《我可能不会爱你》之后，主流的台剧市场才猛然发现：台北是一座文明的城市，人生也不是双洁双处的家家酒。他们的女主角除了傻白甜与倔强的斗鸡，男主角除了霸总与流氓，还可以有正常的人性，去谈正常的恋爱。

作为新手导演，徐誉庭展现了难能可贵的大方与温柔。

我们见过太多大牌编剧转行做导演后，个人风格压倒一切的常态。例如索金大神，在《茉莉牌局》里密集的台词几乎把演员榨干；又例如梅峰老师，在《不成问题的问题》里冗长的节奏感使表演断裂。但徐誉庭给了演员足够的空间与余地，小剧场的设置与恰到好处的独白又保留了她的特色。

最争议的部分是剧本，编剧给了我们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故事：

渣男骗婚又出轨，同妻与情人最终却达成和解。在“三观”先行的观众那里，这是巨大的挑战。

如果有人会动摇，我想只能是在最后那个吊诡的演出上：刘三莲认出了亡夫钟爱的乐器，想起了他们的初识。忽然领会到了年轻人怀抱的情感与哀思，与自己并无不同。

她依然不懂他所热爱的东西，但她懂得他的热爱。那一刻的“相通”，分外动人。

宋正远何其幸运。

刘三莲说自己是“碧池中生白莲”。而爱他的两个人，既不是碧池，也不是白莲。自始至终，对他怀抱热诚，倾其所有。

宋正远又何其懦弱。

他活着的时候，以“正常的人生”为理由放弃爱情。当死亡来临，又以“找回自己”为借口放弃责任。

在我眼里，宋正远是懦夫。偏偏懦夫得到双倍的真心，所以悲剧产生。而小王和三莲才是猛士，是他们面对了惨淡的人生，正视了淋漓的鲜血。所以勉强才为悲剧写出了一个好结局。

《谁先爱上他的》开机的2017年，台湾通过了同志婚姻的合法化的议案，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地区。那时满街都贴着“love wins”。

我想或许出于这个原因，在宋正远的信里才给出了全片看似的点睛之句：

“我一直认为恨能让我们找到坚强的勇气， 但有个人告诉我， 爱才能让我们活得坦坦荡荡。”

呵呵，好他妈的没道理。

这明明原本是一个懦夫的爱被勇士们拯救的故事啊。

这个社会有病，所以把好端端的人逼进柜子里。

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细胞，是他病变的成因。他发炎也好，肿瘤也好。我们站着的、看着的、在他的浑水里淌着的，每一个人，都无法独善其身。

所以这个社会要治愈，靠的才不是读了很多书、拥有很多理论、自以为很懂爱，对每个人都温柔却永远孱弱的大学教授宋正远。

这个社会要治愈，靠的恰恰是脚被打瘸都要上台、去看心理医生都惦记打折、永远爱钱、惜命，吃着回锅油炸的鸡排也要唱着歌活下去的王裕杰和刘三莲。

要赢，靠爱不行，靠勇敢而生猛的活着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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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可以来说说《谁先爱上他的》，一部让我期待已久的台湾同性题材电影。前天看完，没有失望。可以说，这是一部拓宽了华语同志片表达格局，切中这个领域真正痛点的电影。

甚至，它让我想到了《我不是药神》。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都借了喜剧化的外壳，来讲一个无比沉重的故事，而且这故事触及到了某项严肃的社会问题。《我不是药神》关于高价药品，而《谁先爱上他的》讲了同妻困境。

巧的是，去年金马奖，这两部电影分别拿到了影帝影后大奖。看过电影你就会知道，谢盈萱的表演绝对实至名归。最近一整年，华语电影里再没有哪个女性角色能像她演的同妻刘三莲这样，如此真实，如此饱满。

为什么我要把一部同志片拔高到社会问题片的高度呢？

之前的华语同志片，基本上都是在讲两个人之间的爱情故事，比如《蓝宇》、《春光乍泄》、《美少年之恋》等等，和整个社会大环境没什么关系。

极少数电影，比如李安的《喜宴》，触及到了中国同性恋者所面对的独特文化传统：我们讲究“孝顺”和“传宗接代”的家族亲缘伦理机制。可《喜宴》里里外外都是轻喜剧的拍法，对于问题只是轻轻地抬起，轻轻地放下，最后又给了个非常理想化的结局——父母无奈接受了孩子的性取向。于是所有可能会沉重的内容，全部都跳过去了，甚至都没有出现同妻的形象，因为和男主结婚的女人一开始就知道他的性取向。

可事实是，中国现在至少有一千多万同妻。她们和丈夫结婚时，并不知道对方是同性恋。

再加上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同妻，那就更多了，根本无法计数。

如此大面积的婚姻悲剧，当然是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它所波及的范围之广，也许不亚于高价药品问题。一千万同妻身后，是一千万个家庭，是几千万人的生活状况。他们生活在日复一日的欺骗和压抑之中，找不到幸福的出口。

《谁先爱上他的》应该是第一部正面表现同妻处境，而且受到广泛关注的华语电影。前面讲过，虽然题材沉重，但这部电影有一层喜剧的外壳，它讲了一个很容易吸引眼球的故事，概括起来就是：小三和小王之间的撕逼大战。

一边是同妻，叫刘三莲；一边是同妻丈夫的男性情人，叫高裕杰。在他们俩看来，对方都是抢走自己爱人的第三者。只不过高裕杰是男的所以要多出一根，于是就从“小三”变成了“小王”。

而这场风暴的始作俑者宋正远，在故事的一开始就得癌症死去了，这时他的妻子发现保险金的受益人竟然不是自家母子俩，而是另一个男人，当然就气急败坏地去找那个男人讨说法，誓要夺回保险金。

小三和小王，可都不是什么好惹的人物。一个是嗓门高脾气暴得理不饶人的泼妇，一个是讲话刻薄犀利脸还很臭的基佬，几场吵架戏都精彩极了。这种不太体面的出场方式当然只是个障眼法，剧情通过不断闪回交待，慢慢就会让你知道，他们俩都是多么可怜可叹的人。

小王，高裕杰，爱上宋正远后没多久就被对方抛弃，因为他要回去做一个所谓的“正常人”，也就是娶妻生子。于是高裕杰只能眼睁睁在街边看着自己心爱的人和另一个女人举行婚礼，从此陷入漫长的思念和煎熬。

十几年后，宋正远得了癌症，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又想做回自己了，于是又去找高裕杰。高裕杰痴情不减，无怨无悔照顾他，陪伴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小三，刘三莲，和宋正远结婚后就把整副身心都奉献给家庭，结果却接连遭遇晴天霹雳：丈夫坦白自己是个同性恋——丈夫要搬出去和情人住到一起——丈夫得癌症死了——丈夫保险金的受益人是另一个男人。

哪个女人受得了这些？

刘三莲完全崩溃，要去找心理医生开解，她最执着于要弄清的一个问题就是：丈夫到底爱过自己没有。

这段戏是女主角谢盈萱的演技高光时刻，值得逐帧欣赏。就凭这场戏，金马奖就跑不掉了。

从以上介绍就可以清楚，为什么两个人都会认为对方才是那个第三者。因为他们都是受害者，都在受着命运的无情捉弄啊。

可是这桩悲剧的源头，暴风中心眼，也就是宋正远，他的心态和处境又是怎样的？很可惜，被电影模糊化处理了。因为一开始他就死了嘛，之后也只是出现在一些闪回镜头中，只有几段只言片语。

他为什么要离开高裕杰？他怎么追求的刘三莲？他婚后生活怎样？怎么对待妻子？怎么对待儿子？后来怎么决定向刘三莲坦白？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明确交代，只能靠观众各自脑补。

这是我觉得这部电影最大的一个遗憾。因为如果要把问题讲清楚，告诉一般观众悲剧究竟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宋正远就必须得到正面表现。

我也理解导演和编剧为什么要这么处理剧情，因为宋正远是有明显道德污点的人，而电影的出发点是要让更多人接纳同性恋，怎么能让一个做错事的同性恋当主角呢？

但这个问题又是无可回避的，任何一个看过电影的观众，都绝不会忽略宋正远的存在。于是我看到大量网友依然作出类似这样的评价：宋正远是骗婚渣男，死不足惜，让他得癌症死去都是便宜他了。

这样的理解，也不能说有什么错，但还是太浅了。如果你看完电影依然仅仅只是谴责骗婚渣男让他们去死，那这个电影就很难说推动了什么社会进步。

就好像，如果你看完《我不是药神》，仅仅只是谴责药商谋求暴利抬高价格，那也是太浅了。

说到底，药商赚钱，是出于贪婪；同性恋骗婚，是出于懦弱。贪婪和懦弱，都是人性中很难根除的弱点。而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这个社会的大环境，是在催逼助长这个弱点，还是化解压制这个弱点。

人性经不起太严峻的考验。都是普通人。是普通人，在高压之下就难免犯错。正确的做法是，先承认这个错误，再去探讨如何去解除那个高压。

所以我觉得不必太过顾及政治正确。同志片里的主要角色也可以犯错，重点是说清楚，他为什么会犯错。

中国男同性恋的困境就在于：要么找个女人结婚向父母行孝背负“骗婚渣男”的罪名，要么顶着压力做自己背负“不孝孽子”的罪名，反正不管怎么做都有错。虽然除此之外还有第三条道路：男同和女同之间的“形式婚姻”，但那也是超高难度的操作，而且还要面对生孩子的问题，稍有不慎就会影响孩子成长，于是第三项罪名“对孩子不负责任”又要戴到头上。

看起来就是无解的人生死结。

绝大多数同性恋最后都选了隐瞒性向结婚生子，这是否说明同性恋都是毫无道德底线的大骗子呢？可实际上，同性恋和异性恋的整体道德水准并没有区别，勇敢做自己的人在任何一个群体都是极少数。结婚生子的同性恋，压力在于时刻要伪装演戏；而做自己的同性恋，却要背负周围整个社会的异样眼光。演戏只要不出差错，还可以苟且偷生安安稳稳活下去，而对于大多数在乎外界眼光的中国人来说，周围只要有一个歧视的眼神，就会让他瞬间失去活下去的动力。

如果是你，你怎么选？

我的选择当然是做自己，我也挺瞧不起那些结婚生子的深柜同志的，每次遇到这种，我都忍不住想骂一骂他。可是要我说出“你该死”这种重话，我又说不出口。因为我知道他只是懦弱，他罪不至死啊。

就像电影里的宋正远，他是施害者，同时也是受害者，他一辈子都在压抑自己。骗妻子，也在骗自己。他对妻子是深怀愧疚的，虽然保险金受益人是高裕杰，但遗产还是留给了妻儿。

电影里有一处细节：宋正远生前看了一半的书，高裕杰一直按原样放在桌面上。那是一本什么书呢？仔细看镜头：

《人间失格》，作者是日本的太宰治。这是一本对人生极其悲观的书，书名的意思是“丧失生而为人的资格”。那句我们经常看到的“生而为人，我很抱歉”，就是从这本书延伸而出。太宰治最后自杀身亡。

电影还提到宋正远给儿子写了一封信，但具体内容并没有透露，后来片方把这封信放上了FB：

这些本来可以丰富人物的内容，在电影中都被抹去了或者只是一带而过。

就我所知道的，那些以深柜状态进入婚姻的同志，确实有很多因为愧疚对老婆很好，在外努力赚钱养家，回家后还会承包所有家务。

也有些是自我认同不坚定，甚至有自我憎恨情绪，想要改变自己，天真地觉得只要和女人结婚，时间长了自己就会变正常，可后来发现根本改变不了。

还有的是自己条件比较好，要么长得帅，要么有才华，要么性格温柔，天然地容易吸引女性，被女性追求然后稀里糊涂进入婚姻。

我看过的一个最极端的例子是，同性恋丈夫主动向妻子摊牌要求离婚后，妻子坚决反对，要死守这个婚姻，并承诺可以接受丈夫带男性情人回家，过三人生活，可后来还是战胜不了嫉妒的本性，反反复复在泥潭里无法自拔，痛苦万分。

电影里的故事也有点像最后一种，宋正远长得一表人才，又是大学老师，而刘三莲是身处社会底层的平凡女人，后来即便知道他是同性恋，还是不忍放手，想表现得更好一点留住他的心。

其实仔细想想，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这是一个同性恋问题，又不止是一个同性恋问题。即便夫妻双方都是异性恋，又有多少人的婚姻从一开始是因为爱而结合的？有多少异性恋也是迫于社会和父母的压力，或是只看桌面上的条件不看内心的感情，胡乱找一个人草草结婚，内心再无波澜？

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都太看重婚姻的价值，又太看轻“爱”在婚姻中的份量。这才是悲剧的根源吧。

ps：文章刚发出来就无奈被删

最近发生了太多事情 我们都来不及去思考

想说很多事情你看的都只是表面 很少人会想花时间去真的了解一件事情

现代人都是浅尝辄止 猎奇贪婪的

一条转发 一个热搜 都可以让全体人澎湃 似乎只要及时掌握热搜关键字 我们就参与到了这个时代的每一件事情中 每个人都成了所谓 有深度 有想法 的人

可是真的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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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先爱上他的》由于喜剧向的人物设定，以及题材自身所带的话题性，率先在第20届台北电影节上大放异彩，狂揽最佳长片和影帝影后。之后便顺理成章地以18年度台湾电影种子选手的身份，进入到一年一度的华语电影竞技场——第55届台北金马影展中，台湾业界对其寄予厚望，都希望它可以在各大奖项上有所斩获。最后，凭借谢盈萱外放的表演拿下金马影后，这是在被一众大陆影片的围剿中，保留下了台片最后的一点尊严。

作为过去一年台湾电影最后的一块“遮羞布”，当被吊足了胃口的它终于来到大陆观众面前时，并不神秘的面纱也得以揭开。但是在揭开《谁先爱上他的》的面纱之后，你会发现，这是一部借用了“同妻”题材外壳，却罔顾该主体对象感受的兜售虚假“爱最大”价值观的矫正向电影。影片用一种不负责任的方式进行着“同性爱情至上”这类空泛的标语式宣传，从而进一步忽略、引导，甚至变相矫正着大众对于“同妻”群体在形式婚姻中受到的真实伤害的态度。这样一部作品，在票房和口碑双攀升的情境中，是必须引起警惕的。

乘着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政治东风，《谁先爱上他的》为自身招揽了许多的话题红利，这本该引起创作者们更多的整体性思考和细致化体察，但可惜影片在这两点上的完成度都无法令人满意。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成品，是一个推翻先前剧本、大部分素材从剪辑室垃圾桶里抢救回来、零散拼凑起故事线，并用涂鸦风格和人物旁白进行后期串联补救而成的电影。这着实是一种不专业，所以最后呈现的效果也让人失望。这个靠后期剪辑去缝合的故事，最大的矛盾在于，视点选择与所表现主体的不契合。人物视点的飘移让故事重心像槓杆一样被撬起，悬浮于半空之中，创作者再想架设起一座沟通真实情感的桥梁，就无法顺利达成了。

影片通篇运用儿子宋呈希的视角去审视，父亲死后，母亲刘三莲与父亲的男性情人高裕杰之间爆发的矛盾，跟随着叛逆的青春期男孩的视角，摄影机和故事在刘三莲和高裕杰之间来回摇摆，但并没有将连贯的注意力落到他们身上，这造成了人物情感表现上的断裂。从相关的访谈中得知，影片的创作灵感，来自导演徐誉庭一位多年后重逢的同学，她给徐誉庭讲述了自己亲眼遇见丈夫与男性偷情的经历。正是同学在讲述过程中，难以置信丈夫是同性恋，并且激动地拒绝承认自己的悲伤的状态，激发了徐誉庭对“同妻”群体的兴趣，引导她创作了这部影片。所以影片的重心，本应该是这个妻子刘三莲，本应该可以是一个认真去探索「同妻」境遇的故事，但编剧和导演没有选择怎么做。创作者们选择了一个折衷的方式，增加所谓「小三」高裕杰的戏份比重，来平衡、冲淡刘三莲身上需要承担的戏剧压力和悲剧性主题，改以一种剑拔弩张的外放形式去完成一种喜剧尝试。这种化悲为喜的策略是可以接受的，但问题在于，他们最后选择的落地方式和呈现效果没有达到目的。儿子作为主观视点去看大人的矛盾这种方式，是在弱化矛盾，是在避重就轻，是可以通过他的独白“他是坏人，他应该是坏人，可他为什么不难过”就可以不去呈现对方的真的“难过”，可以通过独白“她又来了，3，2，1”就让角色开始随心所欲地歇斯底里。面对至亲至爱的死亡并不代表都要失声痛哭与混乱无助，但是不意味着就可以这么简单地处理成，一个儿子眼中“只爱钱”的母亲和一个苦守寒窑十八年的当代男版“王宝钗”。这样不仅丢失掉刘三莲作为灵魂人物的核心吸引力，而且让高裕杰这个角色成为了男式圣母，最后的性情升华在有经验的观众面前显得颇为勉强，因为感情作用力没有给到位。

宋呈希的最大作用是叙事性的，他的离家出走借住高裕杰家成为另外两大主角可以交锋的契机，这是一个缘由，但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全长的故事，之后的重点应该放在刘高二人对这份保险金的不同反应和彼此之间无法相容的对抗。但影片似乎从一开始就在明确地指向和解，指向越来越和气的重组一家人，嘴上的骂战只是一种表象，是唯一能维持人物矛盾的体现，但是你会发现，影片的人物关系一开场即是最高点，之后就开始马不停蹄地奔向互相理解而去，根本没有要从中作梗的心思。影片的重点从探讨这个死去的男人给在世三个亲人造成的混乱，变成了“儿从天降”与“爱屋及乌”的养成游戏。这依然是一种避重就轻的处理方式。

再者一点，如果影片选择了儿子宋呈希作为主体视点，那应该呈现的是一种相互割据的微妙三角关系，并发展其与父亲宋正远的父子线。但影片的主体还在让渡，还是母亲和情人，那添加这层儿子的外部视角又使得主体表现不淮确不清晰，这种隔靴搔痒的凝视并没有解决核心问题。同样，影片对于父子二人之间的故事也处理得漫不经心，没有投放过多的注意力，只通过一句“你爸其实很爱你”和一场父亲病重校门口偷偷探视儿子的戏来表现。而这场戏，依然也只是一个彩蛋，一个附加在大段落表现同性情人相儒以沫，陪伴你走过生命最后旅程的闪回插曲而已。全程儿子对父亲的态度极其模糊，他好像对于父亲的同志身份一点都不感兴趣，也一点都不困惑，他的注意力全在对抗烦人的老妈和观察这个要抢走他爸保险金的男人身上。但是按照常理，这个男孩除了对抗母亲和好奇父亲的情人以外，真的就没有一点对于父亲的复杂感受吗。这一点，对比秘鲁的同志电影《彩塑男孩》，就是一个男孩对于自己父亲同志身份本能的困惑和对抗，进而引发对于自身取向的探索和认证。这才是符合正常逻辑的处理方式，即使《谁先爱上他的》的落脚点不在父子关系，但必要的人物状态是应该去挖掘和呈现的。

继续探讨角色塑造对于影片气质的影响和导向问题。

刘三莲和高裕杰的人物塑造，建立在人们对于同性婚姻普遍持支持态度的先决情感倾向上，刘三莲的泼辣和强势实则是在为同性感情正名做让步，从而达到宣传“爱最大”这个主题口号的目的。而高裕杰则被塑造成一个忠犬形象，让原本和《后来的我们》一样的类出轨事件变得顺理成章起来，反而不用背负传统女性“小三”应该背负的道德审判。这不得不说是一个致命的导向性问题，通过强化妻子的外在表现来弱化“同妻”群体所受到的伤害和真实的疗癒过程，转而一味高歌男同性恋之间爱情的伟大，这种“政治正确”显得有点不道德。其实影片最讨巧的地方在于宋正远的死亡，在“死者为大”的华语社区语境之下，我们竟然不能追究丝毫他的过错。这个故事前史的本质就是一个骗婚的男同性恋在发现自己身患绝症之后反悔，想要与妻子离婚重回同性恋人身边的类出轨事件。宋正远是造成一切矛盾的根源，他切切实实地摧毁了自己的家庭，并给妻子、儿子和情人造成了痛苦。但因为他已经死了，影片在闪回中呈现的，依然是，也只能是人们记忆中的关于他的美好的愿景。因为人们在怀念死者的时候，往往蒙上了一成好人滤镜，何况怀念对象是你至亲至爱的人，你怎么捨得骂他，影片又怎么捨得骂他？

谢盈萱的表演，比如心理咨询室“真的没有一点爱吗”的痛苦诘问，部分地掩盖了刘三莲这个角色的单薄敷衍，但观众依然可以从影片的缝隙中觉察到，刘三莲的歇斯底里其实并不是这个角色所能表现出来的全部，也不应该是全部，影片应该给得更多、更丰满。作为一个被丈夫欺骗十几年的妻子，在被丈夫告知他是同性恋，他要因为一个男人而离开这个三口之家的时候，刘三莲的反应是对的；当刘三莲背负着强大的道德压力对高裕杰进行报复，告诉阿杰母亲，她的儿子是同性恋的时候，刘三莲的行动也是对的，但除此之外的很多片段，她都仅仅表现得像个典型的拿青春期儿子毫无办法的更年期妇女而已。

刘三莲的歇斯底里和庸俗，不是用来剖析命运施加在她身上的苦难，而只是为了让故事有个衝突。她发现丈夫死后的保险金不是留给儿子，而是留给了他在外的情人，她的抗争手段，从始至终，毫无展现，最多就是进行了一次最后一定会被和解的告密。综观整部影片刘三莲的行动，作为一个孩奴，她一步步地陷在为“爷俩儿”的生活提供后勤保障的泥沼里；对于夫妻情感的困惑和自身婚姻失败的不甘，影片只是通过一段和同性恋情穿插在一块的闪回去回溯。

故事行至中后段开始呈现一种没有明确目的的、无以为继的散乱感，因此又通过剪辑加入大段落的同性恋人往事的闪回，给观众速成一种情感积蓄。这是为之后到来的既定的大和解做淮备工作，但这种推演情感的方式带有着明显的加塞嫌疑，是补救性质的。最后的矛盾大和解可想而知，是一种强行的我需要故事有个美满结局”的和解，让每个人物在所谓的特殊场域做一个“相逢一笑泯恩仇”的仪式，来结束这个在影片中的现实时空本不可能那么轻易化解的故事。在现实时空里，刘三莲的“原谅”仅是通过一次伤病、一串风铃和一出逝者百日祭典的戏剧就化解了。把前史后事交叉剪辑在一起做信息并置处理，不代表这个人物在当下情境就能得到解脱，如果蒙太奇那么有用的话，那我们都愿意活在电影里了。背叛和质疑不再称其为痛苦，只要一闪回，我马上就能对一切释然。

对于人物的形象塑造，对比智利电影《普通女人》，会发现强势的“同妻”形象其实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真正能形成情感震慑力的可能往往是来自脆弱维持的表面文明和欲盖弥彰的伪善行径。虽然有人物性格与阶级上的具体差异，但是在对待逝世家人的跨性别情人时，《普通女人》里所展现出的有层级的複杂伤害，首先是带着理性文明的面具登场的。观众能轻易地从妻子一系列虽然克制的神态语气中，识别出她对于女主人公作为跨性别群体歧视且厌恶的情绪。这就是用非典型的手法塑造典型形象，创作者所表达的观点依然是具有典型的同情心态的。反观《谁先爱上他的》，刘三莲和高裕杰的斗嘴则显得小儿科了很多，有为了喜剧桥段和娱乐效果而吵闹之嫌，这种牺牲了部分理性思辨权利的方式，带着一种小孩子过家家的幼稚感。

邱泽塑造的高裕杰比刘三莲就更弱气三分。创作者把这个角色当成是影片的高光人物来处理，让他背负着最重要的反转使命：从出场的粗俗无礼、生活散漫、事业不顺，到之后通过儿子宋呈希的视角一点点剥开他的内心，表现其对父亲宋正远的深沉的爱，到最后揭示宋正远把保险金留给爱人的真正原因；这本该是个伟光正的标竿式好人形象，但正因为高裕杰太好了，导致这种虚幻感才被放大。这种被冤枉的“正义好人”的套路，是建立在以伤害和摧毁为前提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被极力削弱的受害者处境的基础上的。设想一下，如果高裕杰的角色置换成一个女性，无论多年前她是否率先与宋正远相恋，他们俩之间的感情是否情比金坚，宋正远和高裕杰在多年后重燃爱火的行为，一定是会被定性为出轨事件的，是要接受道德审判的。但现在由于人们在倡导、提倡同性之爱的平等，酷儿电影中的同性爱情成了最大的正义，所以影片里这样的性别设置反而削弱了主人公婚内出轨事实的道德审判感，这是一件吊诡且讽刺的事。

每一部酷儿电影诞生其背后的故事都充斥着或多或少的苦难，每一部酷儿电影所背负的社会责任和政治使命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不代表可以允许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为了某种主义、某种观点，而强行传递伪善的价值观信息，调换人物本身的正负能量磁场。这，并不是能让酷儿题材电影进步，能让同性婚姻平权化更快到来的方式，正视并重新评估在形式婚姻中不同个体受到的影响，才是《谁先爱上他的》这样的酷儿电影子题材应有的社会担当。

不能因为创作者要将这个题材处理成喜剧形式，就削弱对抗，就避重就轻，就开始进行注意力的飘移，这是创作大方向上的整体把握。不能因为这是一个带有娱乐商业性质的酷儿题材电影，就为了更加亲民的合家欢目的而强行让故事圆满，更何况圆满的手段如此笨拙。

在这个世界酷儿电影已经发展到突破个体困惑，不局限于个体性向探索，不仅立足于单一社会平权诉求的新兴酷儿电影时代，酷儿题材电影的主题和类型呈现出细緻的分流状态，同志爱情已经不再是影片中唯一的呈现主题，酷儿元素也常被当作一种辅助性标籤夹杂在各种不同类型的电影中，去探讨不同层面的社会问题，这种酷儿电影平常化、去特殊性的尝试才是真正有益的发展方向。

LGBT电影如何避免真空尬秀？

讲一个冷笑话。有一天世界动物保护协会（WSPA）的工作人员来到动物园，要求他们将关在笼子里供游人观赏的熊猫立刻释放出来，因为一旦WSPA把某物种列入珍稀动物保护名单，所有人类就不应对它施以任何形式的虐待。动物园长说，熊猫在我们这里比任何动物都受欢迎，如果你要带走它们，最好借给我们一个新台柱。于是，WSPA给了他们LGBT。从此以后，动物园的生意更火了。

很不幸，近年来许多LGBT电影给人的观感就像观赏笼子里的大熊猫那样宜人。LGBT群体越来越多地从生活的复杂性中被单拎出来，在一个缺乏当下社会基础的舞台上展示——我称之为真空尬秀。这不是偶然现象，围绕性少数议题，整个电影工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类型片”产业链，奖项引导创作者们走政治正确的捷径，越来越多的套路，越来越少的思考。产出了很多LGBT电影，但除去空发倡议的爱的赞美（爱没有差别，指向平权）与罕见批判力度的诉苦（性少数的爱付出更多辛苦，指向包容），基本无话可说。一种丰裕的匮乏。

相比之下，《谁先爱上他的》做出了一个不容小觑的突破。影片上承李安的《喜宴》，将讨论焦点放置在家庭、婚姻和性别的关系上。但相比《喜宴》全片设置的异国华人环境（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架空的舞台，讽刺的是为对比东西方文化而搭建，却没有深入到西方和东方任何一方的当代社会结构，故而显出表浅的东方主义），《谁先》根植于台湾本土社会，将同性议题放置在一个完整的社会环境中进行思考。于是我们终于看到同性恋原来也活在一个怕死要买保险、付不起医疗费和四处有人放高利贷的社会而不是动物园。

女性之不幸，到底是谁的锅？

同妻的痛苦是由她的同志丈夫造成的吗？

《谁先爱上他的》并没有拘泥于把刘三莲仅仅呈现为一个同妻，一位被隐瞒性取向的同志骗入婚姻屡屡受伤的无助妻子，而是塑造成一个更完整因而也具有很强普遍性的市民阶层家庭妇女的形象。

三莲努力做一个公认的好太太、好妈妈，工作家务两不误无时无刻不在忙忙碌碌，全方位照顾孩子并把考试成绩放第一位，为了孩子出国留学的前途而誓夺丈夫的保险金，但做一次“坏人”也要先到庙里自我告解一番，连借酒消愁都会嫌酒贵而心疼不已。直到丈夫分居，她仍然抱有挽回的希望，不惜卑躬屈膝地讨好，以为过得不如意，只是自己还不够努力。

这种处理使得三莲这一形象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意义。她代表了在异性恋社会的规训下痛苦挣扎的女性群体，她们被要求在专偶制家庭中完成自己生育子女和照顾丈夫的“任务”，以维持社会再生产。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女性必须更广泛地直接参与到社会生产中去（才能维持家庭的生存），她们往往在家庭与工作中首尾两顾，疲于奔命。因而，丈夫宋正远（同志）在家庭当中的缺席设定，实际上作为一个普遍境况在特殊案例中得到了极致呈现。同志身份也并不能作为男性丈夫在这个男权社会利用优势地位对女性造成压迫的借口，尽管同志骗婚者的确有自己的苦衷。相比之下，指责同志丈夫的道德水准是失之浅表的。因为没有婚姻不带有根本上的欺骗性质，而爱是通用的诱饵。

同时，从简单的倒苦水都只能找收费高昂的心理医生，到无孔不入的辅导班广告，我们在影片中看到了一个什么都要付钱而人际关系崩坏的冷酷社会。因而，当那个到“男小三”工作地自嘲式地吼出“我当初嫁给丈夫就是为了等他死，就是要他的保险金”的同妻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看到将一切都进行商品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施加了多么大的压力在每一位女性身上。

最终，当三莲在心理医生面前提出了她那个“小”问题：“一切都是假的吗？”这种从苦难的生活经验中得出的怀疑，就具有了实在而强大的批判力。爱是假的吗？家庭是假的吗？努力就有回报是假的吗？社会衡量价值的标准是假的吗？他们允诺的幸福是假的吗？影片就此将矛头对准整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指出从来如此未必就是对的。既然社会的运作方式具有建构性，处在社会中的人就有改变它的权力和能力。

同志到底要平权，还是要解放？

在同志高裕杰那里我们似乎看到不同于异性恋霸权社会的另一种生活方式。从人际关系到戏剧工作，高从各方面努力抵御着商品化的侵袭，在周身建造出一个小且短暂的乌托邦氛围，并付出了巨大代价。而同志身份使他那套不大的居所成为一个长存的异托邦空间，家庭和婚姻不再是爱的归宿。保留原样的“他看过一半”的书籍则是这个异托邦的图腾。

宋正远正是向往着异托邦的自由，进入、退出，复而进入，并使自己的生命终结于此。宋留下的保险成为妻子三莲和儿子小宋进入的钥匙——影片正是围绕这把钥匙展开。我们看到，宋亡故后，他的异性恋家庭在经过异托邦的过程中，走向了母子和解。这是影片赋予LGBT的希望：成为主流社会的镜子，使异性恋在反照中获得异质性的成长——而不是承认LGBT与他们有平等的权利。我们姑且不论母子和解的合理性，这里对性少数议题的处理的确是迥异于LGBT电影的一贯思路的。

今天我们已经习惯这样来接受同性恋：“同性爱和异性爱没有差别，爱都一样。”在这种说辞中，家庭私有制下的性别规训被轻易地抹去了，仿佛性少数不是这种制度的受害者，仍然愿意充当异性恋社会所谓多元性的虚伪注脚，仿佛男性（而不只是gay）和女性（而不只是同妻）不是因为这样才被束缚在性别的刻板印象里，从而衍生出不断重复的压迫和被压迫。

究竟是谁要出柜？

应该“出柜”的不是性少数，而是异性恋。也许基于这一点，《谁先爱上他的》不畏惧展现同志其实和异性恋面临着资本主义运作的同源压迫，这反而为性少数本身指出了一条强有力的解放道路。寻求更普遍的人类自由，在解放异性恋男性和异性恋女性的过程中，不断革新自己的身份，要比乞求包容和用婚姻财产制度来捆绑情感关系更接近爱、尊严和骄傲。

也正是在爱的制度上，性少数蕴含着惊人的革命性。一个家庭为什么不能同时拥有两个父亲和一个母亲呢？又或者，家庭与家庭之间为什么不能共有财产和亲人？——想想那笔保险金。一个真正的“不用抢就拥有一切”的社会，一定是和资本主义社会迥乎不同的。

救救孩子？

跳窗实际上意味着对现实秩序的逃离欲望

宋呈希是个好名字。在影片开始，他努力逃离来自母亲的直接压迫，之后借助保险金和由此而起的争执，宋呈希走进了陌生父亲的过往，并达成与母亲的和解。他也许意识到，在这场喜剧当中，似乎没有谁是纯粹的“坏人”，不过也没有谁能靠一己之力做一个纯粹的“好人”。但真正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母亲之所以逼迫儿子学习，是因为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并不讲爱。即便母子达成了和解，等待他们的仍然是挥之不去的压力。

“互不打搅就是最好的祝福。”母亲的说辞将孩子从那个异托邦推向这个残酷的现实。的确，面对社会这个难以立刻改变的庞然大物，这对母子除了继续遵守交通规则，又有什么底气作出另类的抉择呢？巴厘岛和出国留学，前者可以出现在戏剧舞台和父亲写下的歌曲当中，而后者才是现实通关路上能保证顺利晋级的门票。因而，影片的结尾还是显得中产知识分子气。要知道，毕竟不是每个孩子都有一个能留下房产和可观存款的父亲啊。

实际上，三莲和呈希在影片中所展现出的焦虑、困惑和无助，可以说实实在在地来自于台湾社会多年的集体情绪。曾经的经济辉煌一去不复返，在与东亚其他地区的比拼中渐失竞争力，老龄化少子化问题袭来，收入增长陷入停滞，物价高涨，压力只会有增无减。

2017年，台湾当局强行通过“劳基法”修法，针对劳工群体的允诺从“周休二日”变成了“一例一休”，还砍掉了7天法定假日。实质上带来的是工时增加和加班费减少。另一边，民进党当局自2016年开始推行“同性婚姻平权”，一年后采取的方式却是走上层路线——大法官释宪，然而相关提案在公投中屡被否决。

两者真的是无关的吗？讲一个故事：

在那个县城的小宾馆里，我和他经历了短暂的半个小时。他是修电工，老板盯得紧，午后只有一个小时的休息。一天从六点开始，七点工作，一直到晚间，没有周末。他迅速地和我谈他的家庭，他六岁的女儿，（一笔带过他的妻子），然后掏出手机给我看他在网上给女儿准备买的玩具。沉重的开销和房贷让他喘不过气来，并说多么羡慕我一个人在大城市。说着，他穿起他那件买来作工作服的脏兮兮的交警队上衣，马上要离开。他的身体肌肉线条很美，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说话显得低沉但不自信。那之后，我没有再见到他。

所以你看，即便在同志群体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阶层，并因而拥有不同压力和困难焦点。同时，社会的不同议题纠缠在一起，它们集合在一个人的身体上，无比真实，无法分割。对于这些，电影工作者们至今展现得不够，甚至在政治风向的驱使下有意回避。而《谁先爱上他的》作了一个有效的尝试。不过对于LGBT，我们至今仍然知之甚少。因为对于女性的解放，劳动者的解放，所有人的解放和自由，我们仍然知之甚少。

“酷儿解放而不是被同化”

“要酷儿解放，不要彩虹资本主义”

相比32年前祁家威的孤军作战，今天，台湾的LGBTQ群体已经不再是白先勇先生笔下“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独自彷徨街头，无所依归的孩子们”，而是一群可以直面阳光、争取自由的平等公民。

《谁先爱上他的》不是一个喜剧。

虽然导演很想要把这个本质就是一个巨大社会悲剧的故事以一种类喜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多得了演员们尤其是女主角谢盈萱的精彩表演），但在那些自带戏剧冲突的角色设定之间，导演将LGBTQ平权这个日益迫切、极其严肃且重要的社会议题轻轻地揉进观众的心里。

这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对这个群体真实性和现实性的呈现上，让观众对LGBTQ的认识不再停留在两个人之间“爱情挣扎”的层面，在推动这个群体的人权平等上是大有裨益的。

因为真实的生活，远远不止冲破世俗眼光收获爱情这么简单。

它涉及到生活柴米油盐的各个方面，对父母的影响、来自疾病的压力、事业环境的桎梏、子女教育……这些都需要一个允许人权平等的环境来支持。

那些你我生活里唾手可得的东西、觉得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甚至想要随手抛开的权利，在LGBTQ群体的每一个人身上，都是那样的遥不可及。这种不可得所造成的绝望，是你所无法想象的。

它就在你的身边，但你永远无法触摸得到。

为了得到这些东西，为了成为大家眼中的“正常人”，他们不仅自己需要付出巨大代价，围绕在他们身边的那些爱他/她的人，同样不可避免地承受着不应当的压力，他们成为了生活不幸的风暴中心。

委身黑暗王国并不是没有代价，午夜早已将命运的价格牌不怀好意地置于你难以察觉的角落。

《谁先爱上他的》里的“他”——宋正远，就是这样的一个悲剧，因为他对“正常”的渴望，把其他人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在电影里还活着的三个人，寡妇三莲、“小三”阿杰和儿子宋呈希都是无辜的人。他们本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情感折磨（对于阿杰来说，还有身体上的伤害），而这一切都在宋正远决定要有一个正常的妻子一个正常的家庭时埋下了祸根。

在宋正远发现自己有癌症时候，第一个受到牵连的就是妻子三莲，她发现，即使自己穿上性感内衣，愿意在床上做一个“淫妇”，也再无法让丈夫回到家里来了。因为丈夫决定在自己有限的生命里，重新做真正的自己。

第二个是阿杰。

第一次被爱人以想要“正常”生活的理由抛弃，背负着自己是一个不正常人的指责无心生活。爱人重新出现之后也并没有办法好好享受”正常“的恋爱生活，而是承担起了照顾重病恋人的生活重任，并不惜向地下钱庄借下高额金额来支付手术费用。

第三个是他的儿子宋呈希，父亲的突然转变和消失，令他对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产生了非常严重的不安全感。

相比起演员的精彩表演和情绪铺就，影片的缺点非常显而易见。

正如导演自己都说，最后的版本几乎是从垃圾箱里剪/捡出来的，以往那些因为构图不美、有瑕疵而被抛弃的镜头重新被起用，一切以演员的表演和情绪表达为最高标准来进行剪辑，所以你会看到相当多的镜头画面凌乱，不同镜头之间过渡生硬、甚至配乐有时也显得非常突兀。

但导演成功将观众的焦点放在了她希望大家注意的地方。演员表演如此出彩，剧本如此扎实，几乎令其他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谅解和忽略了。

片名《谁先爱上他的》比起英文译名Dear Ex要巧妙得多，因为它不仅挑明了剧中两个主要角色的关系，更为整个影片的剪辑逻辑和剧情推进构建了一个可以坚持到最后的悬念：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小三。

观众看到的第一个时间线是宋正远和三莲结婚并生下呈希，发现自己有绝症之后决定离开这个家庭与阿杰生活在一起，阿杰成为了这个家庭的第三者。

后来随着各人回忆片断的增多，我们看到一条更长的时间线。原来阿杰和正远早就在后者结婚之前就已经相识，三莲变成了这段关系的第三者。

而在最后三莲回忆她和正远的第一次见面、第一次感到自己堕入爱情时（正远在为剧组创造音乐购买风铃乐器），比我们两主的首次相遇，还早几个小时。在这段回忆里，我们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会笑的刘三莲，是那样的美丽。

三莲在阿杰和正远认识之前，就已经先阿杰爱上了这个男人，她不是他们两人之间的第三者，却成为了这段感情路上的一个无辜译站。

阿杰虽然是这段感情的原配，反而承担着这段感情那些最为痛苦的回忆，那些基于“正常”的美好，他一点儿边都没有沾上。

电影的剪辑逻辑不断地在”谁先爱上他“和”谁是第三者“两个概念之中来回切换，这中间细微的差别成功地让电影里的每一个角色，几乎都得到了谅解。

当然，除了宋正远本人。

把责任都推到一个抛弃旧爱、骗婚、遭受癌症折磨的宋正远身上，指责他的懦弱是造成这一切的根源，无疑是一个非常取巧、轻易和省事的决定。

导演无意要指摘特定的一个人，甚至在故事的2/3之前，连宋正远的正脸都没有给一个。

这不是导演对这个角色的唾弃，而是不愿意过多地将这个角色形象固化为具体的一张脸、一个人；因为，有了具象的一个人，观众总是比较容易将怒气发泄到特定的这个个体身上，而忘了造就这个人的社会环境。

我们要讨论的，是如何避免产生更多宋正远，而不是纠结于一个宋正远究竟有多渣。

《谁先爱上他的》在台湾上映的时间，不可谓不关键，很明显就是为着11月24日公投助势而上的。

亚洲LGBTQ平权方面，台湾谦称第二，怕是没有别的地区敢第一；但即使如此，2018年台湾的同性婚姻进程也遭到了一个不小的打击，这就更需要强有力的文化产品来做精神支持和进一步情感铺垫。

关于台湾LGBTQ平权运动，不得不提及2017年的大法官释宪和2018年的公投。

2017年5月24日大法官第748号解释完整版：

1. 民法第4编亲属第2章婚姻规定，未使相同性别之二人，得为经营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亲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结合关系，于此范围内，与宪法第22条保障人民婚姻自由及第7条保障人民平等权之意旨有违。

2. 有关机关应于本解释公布之日起2年内，依本解释意旨完成相关法律之修正或制定。至于以何种形式达成婚姻自由之平等保护，属立法形成之范围。

3. 逾期未完成相关法律之修正或制定者，相同性别二人为成立上开永久结合关系，得依上开婚姻章之规定，持二人以上证人签名之书面，向户政机关办理结婚登记。

2018年11月24日，台湾“九合一”选举，十个公投中，有五个与同志婚姻和同志性别教育相关。其中包括：

第十四条：你是否同意以民法婚姻章保障同性别两人建立婚姻关系。

第十五条：您是否同意，以“性别平等教育法”明定在国民教育各阶段内实施性别平等教育，且内容应涵盖情感教育，性教育，同志教育等课程。

民法违宪为何还会有公投的出现？

很多人会不太明白，为什么大法官都已经释宪现有民法违宪，为什么还会有第十四条的公投出现。

其实解释文共有三点，很多人都将重点放在了第一和第三点，对第二点中的“至于以何种形式达成婚姻自由之平等保护，属立法形成之范围”未多提及，而正是这一点为公投第十四条找到了法律空子。

另立专法的公投选项看似进步，实际却是别有用心。

专法真正有争议的地方在于它的面向，也就是专法的特定性，它是专门针对同志立法，一方面将同志排队于普遍性的民法婚姻认定，另一方面为同志设置同性伴侣专属的伴侣法。

尽管在本质上，法律上婚姻和伴侣认定并不冲突，但反同方在倡议同性伴侣专法的时候，却是以反同婚姻为必要的大前提，要求法律在排队同性婚姻的条件，另以专法形式承认同志伴侣关系。

在这个另立专法的排除逻辑之下，同性婚姻和伴侣法也无法并存。

另立专法除却有歧视之嫌外，在使这个新立之法达到宪法所规定的平等待遇所需要的时间和工程，要远远大于直接修定民法原婚姻章，而这一段都源于当初司法院大法官释宪时的保守和谨慎（甚至有些取巧心态）。

五项关于同志、性别教育的公投，在台湾的五个电视台分别有共二十五场公开的电视辩论。

反对方无一例外地都在宗教教条中寻找支持力量，或深或浅地有着宗教背景。

像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这样的民间团体支持方背景来源则多元得多，有中学老师，甚至也有牧师这些带有宗教性质、但愿意与时俱进的个人。

双方在电视上的公开辩论，给予台湾民众一个了解LGBTQ群体文化的机会。

对于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台湾社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声”机会，让普通大众、最主要是让老一辈的居民能够看到这个群体真实的一面，而不是道听途说。

除了伴侣权益推动联盟之外，台湾其他的LGBTQ公益团体也不遗余力地借着公投的机会向台湾民众提供尽可能多的渠道了解这个日渐焦虑的群体。

比如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在公投期间，就增加了咨询热线的运营时间，除了常规的周一四五六在线外，新增了周三运营时间之余还延长了每天的接听时长。

除了争取公投的票数，这些团体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给身在其中的同志朋友精神和生活支持。

同志热线通过线下培训和视频，给予同志朋友指导，引导他们怎么在支持挺同公投的同时，学习如何在当前稍微混乱的政治环境当中适当地处理自己的同性身份的认同。

因为公投，整个台湾社会有非常前所未有的强烈的撕裂感。

2017年大法官释宪之后的狂喜，在这一场公投之下转为全体恐慌，好不容易看到的平权曙光，极有可能前功尽弃。

这种得而复失的感觉，更容易令人绝望。

就好像印度2009年和2014年关于377条例（英殖民时期草拟并生效的将印度境内同性性行为定义为非法的条例）的撤销和恢复，就让那些因为当初政策允许大胆出柜的同志完全曝光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中，而这一次再也没有权威去保护他们。

在整个公投过程中，反同人士会通过投放大量的广告游说不明就里的长辈群体，让年轻一代的同志朋友感到愤愤不平，有些还没有出柜的朋友，可能会出于情绪激动的原因当下出柜。

但这种未经详细考虑和规划的出柜，极有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和家人的关系，甚至是事业发展等等。这时，理智的应对方式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除了民间团体，LGBTQ群体中的每个人都在用自己不同的方式去成为这场战斗的一份子。

一个台湾朋友，他不是任何一个机构的义工，就是普通的一个人到中年的男同志。从2017年大法官释宪期间开始，就用个人脸书，来表达自己对同志权利的捍卫。他只要看到脸书上的反同言论，就会在下面留言，很详细的说明自己的观点。他把那些留过的言截图下来，收集起来。

他说：

我为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情感到骄傲。我想用一个人的立场，仅仅就是代表自己本身，花时间和反同人士在网上一对一的辩论，来捍卫同志权利。

在进一步谈及对公投结果感想之前，我想再简单分享一下台湾LGBTQ平权的历史，这样可能大家会有一些更为客观的理解。

1986年

台湾LGBTQ运动先驱祁家威，就请求与男性公正结婚，并提出同性婚姻法治化的请愿，遭到政府机构拒绝。

1996年

作家许佑生与乌拉圭籍的Gray Harriman于台北市浮华饭店，公开举行台湾首场同性婚礼，引起国内外媒体关注，这也让他成为了台湾LGBTQ群体的代言人。

2000年

祁家威具状声请同性婚姻释宪，司法院大法官决议不受理。

2001年

中华民国法务部拟定“人权保障基本法”，草案第二十四条提出“为保障同性恋者人权，民定国家应尊重其权益，同性恋者得依法组成家庭及收养子女”。

2003年

民进党政府的总统府人权咨询委员会通过了“人权基本法”草案，部分内阁成员反对，无法进入立法程序。

2011年

陈敬学与高治玮为了争取平等结婚权，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他们2005年订婚，2006年公开举行婚礼，但于2011向台北市中山区户政事务所办理结婚登记时遭到拒绝。2011，两人提起诉愿，台北市诉愿审议委员会予以维持原处分。

2012年

遭到拒绝之后，陈高两人向行政法院提出行政诉讼，审判长决定将此案声请大法官会议释宪，此后起诉人表示在其个人脸书上，有不认识的网友做出死亡威胁，陈敬学与高治玮在不满司法系统拖延判决和安全考量下，于2013年1月23日撤销起诉。

2013年

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将“多元成家立法草案”送进立法院。尤美女委员提出民法修正版同性婚姻法案，并完成一读送入司法委员会，法务部公开反对。

2014年

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排审“婚姻平权草案”，会中立委意见分歧，不少委员回避拒审，以致审查并无进度。

基于法案遭立法院搁置，无法有所进展，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也宣告将走司法途径，双管齐下，推动婚姻登记行政诉讼。

2015年

高雄市成为第一个开放同性伴侣注记的地方县市。

2016年

蔡英文在个人脸书首度公开表达支持婚姻平权。

2017年5月24日

大法官释宪，具体见上。

2017年的大法官释宪和2018年的公投失败，一年之间让这个群体经历了天堂与地狱的落差。

虽然最终的公投并没有通过，但是两项公投（第十四条和十五条）都分别获得了300多万张的选票，每一张选票都是一份支援的力量。每个人都尽力参与到讨论中来，这是目前许多台湾人的做法。他们觉得只有自己去关心那些政策和法律，那么那些政策法律才能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和福祉。

不参与政治当中，就会被政治所左右。

没有人是局外人。

相比32年前祁家威的孤军作战，今天，台湾的LGBTQ群体已经不再是白先勇先生笔下“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独自彷徨街头，无所依归的孩子们”，而是一群可以直面阳光、争取自由的平等公民。

个人公众号：DramaMatters

撰文：Robin & Chris

一年一度的台北同志骄傲大游行就在这周刚刚结束，与往年一样，这个犹如宝岛心藏的城市处处飞扬着多彩与欢呼。而与往年不同的，是此刻飘扬着彩虹旗的这片土壤，已经成为了东亚诸国之中，首个承认同性恋婚姻合法的地区，自2017年以来，这座宝岛，就成了亚洲LGBTQ人群口中称道的福地。我们在为这次平权的大举动欣慰的同时，又不得不考虑，将去面对的更多的问题。在一个以中华文明为依托的华人世界里，同志平权真的只是婚姻合法这么简单吗？我们如何面对诸多华人传统思想作祟下带来的社会问题呢？

台湾同志大游行

这部《谁先爱上他的》，便是展现了一个华人社会普遍存在而且异常敏感的、且是LGBTQ群体会出现的问题。它的母题放在所有华人地区都显得难能可贵，因为这是一个东方社会极为敏感、在东方社会能够发出不一样光彩的故事。看罢让人不禁感慨，台湾电影对于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真的是华语电影界中最值得称道的。在即将到来的第55届金马奖中，这部《谁先爱上他的》更是提名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在内的八项大奖，成为了今年金马奖台湾军团的领军人物。

《谁先爱上他的》

影片以儿子的视角，围绕他生活中的三个大人展开：妈妈刘三莲（谢盈萱饰）、爸爸宋正远（陈如山饰）、还有一个叫高裕杰的男人（邱泽饰）。爸爸宋正远刚刚因为癌症去世，令本应顺理成章拿到保险金的刘三莲惊讶和不能接受的事情发生了，保险金的受益人写的竟是一个跟母子没有半点关系的男人。瞬间炸毛的刘三莲开始了她日日上门要钱的日子，其实在宋正远去世前，刘三莲就已经知道这个叫高裕杰的男人是自己亡夫的情人，她自己就这样当了多年的“同妻”。而此刻正值叛逆期的儿子，不但不跟刘三莲一条战线、讨要保险金，还跑到了高裕杰家里，跟这个戏称自己是“小王”的男人一同生活起来...就在几个人为了金钱和感情互相撕扯的过程中，三个大人间扯不清理还乱的故事慢慢清晰，上演了一场到底“谁先爱上他”和“他先爱上谁”的博弈。

影片的三个主人公，是同志文化碰撞到华人社会所催生出的三个面向，极具特色。

丈夫宋正远：恨比较容易康复

宋正远是所有问题出现的“始作俑者”，他喜欢男人，却又因屈服社会世俗和传统思想的淫威，选择了结婚生子，他的心里深爱着自己的男友，可又愧对家庭。他这辈子是不幸的，因为他始终遵循着人们口中那条“正确”的轨道，压抑地生活着，直到癌症确诊后，才决定做自己，去享受生命最后所剩无几的日子；可他又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无比深爱他的男友，陪他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时光。

丈夫宋正远（右）

宋正远就是我们口中所谓的“同妻”制造者，在当今社会大有人在，他代表着那些不得不向社会舆论和传统思想低头的同性恋人群。他有没有真正爱过妻子，我们不得而知，电影没有去评判他，而是用一种平和的方式将他塑造成一个善良的人。特别是作为一个父亲，他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选择对儿子保留一切，只是在校门外远远的看看儿子，因为在他看来，不把一切告诉儿子，让儿子恨自己，要远远比爱好得多，在他看来，恨比较容易被治愈。

“小王”高裕杰：爱才更容易（康复）

与宋志远不同，高裕杰认为爱更容易康复。因为他是一个始终用力爱、并渴望爱的人，直到爱人离开，他都一直相信爱。电影中这个热爱舞台剧并不顾一切完成演出的男人，更像一个思想单纯的大男孩，他可以为爱痴狂，又会在尖锐的问题面前变得无比担当。他活得直率，可以在刘三莲叫他“不要脸的臭小三”时，不屑的笑称自己下面“多一根”，应该被叫做“小王”；他活得深情，在被男友抛下时，默默远观男友跟女人结婚，可又在男友最脆弱无助的时候，倾尽全力的照顾与支持。高裕杰代表着社会里那些敢爱敢恨的同志，他们只是默默的爱着，坚持着自己。不得不承认，电影把这个人物塑造得过于美好，可是谁也不能否认，只有坚持爱并努力爱，同志之间的爱才会被社会逐渐接受。

邱泽带来了电影中多次高光时刻

说到这里，我要点名表扬一下高裕杰的饰演者邱泽，这个偶像剧出身的演员，在几乎被人遗忘的时候，为我们奉上了他演艺生涯的高光时刻。在这部电影里，由他诠释的高裕杰，可以让人清晰的感受到人物在不同时期性格上的变化，并在不同的情境下看到他情绪的起伏。上一分钟他还是吵架不输人的浪荡小子，下一秒他就化身在爱人面前充满甜腻和温顺的“小绵羊”。跟着电影的蒙太奇，邱泽眼神里闪烁着面对爱人时灵动的光，这是这部电影最让人感动的事情。

“小三”刘三莲：我只有一个小问题，都是假的吗？

刘三莲，我们口中的“同妻”，她甚至怀疑自己才是那个“小三”，插足了一对男人的爱情。她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东方式妻子和妈妈，她为家庭可以不顾一切的妥协，被传统思想裹挟，被社会舆论绑架，明知丈夫不爱自己，可为了维系家庭，还是央求丈夫留下。她用自己的方式（或者说极具东方特色的方式）爱着儿子，努力为孩子创造未来，她的爱极具侵略性，为了儿子，她开始向“小王”靠拢，因为不愿意回家的儿子住在“小王”家，她就不辞辛苦的每天做饭送给儿子，并把自己最厌恶的“小王”的家打扫地干干净净，只为让儿子能休息得好。

提名金马奖最佳女主演的的谢盈萱，饰演妻子刘三莲

可她心里始终不服，她的付出最终换来的难道真的是一场空？在几近奔溃的边缘，她哭着追问心理医生：一切真的都是假的吗？刘三莲值得同情，可又让人无奈，毕竟“同妻”这件事情是同志爱情向社会低头才产生的，这也成了这部电影向我们提出的最大的一个挑战。毕竟只有背负5000年文化背景的传统大中华地区，才会让“同妻”这个概念看起来，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刺眼。

“小三”和“小王”的“战争”

电影就是借三个人物，为我们呈现着一个纠结、讽刺、尖锐的故事。可电影又无比温和，它特意从孩子的视角出发，穿插孩童充满情绪化的涂鸦，为我们呈现了一场轻喜剧。虽然电影的故事很现实、也很残酷，可电影没有刻意将谁塑造成坏人，也没有强调谁是受害者。它把家庭、爱情、伦理与金钱这些表象的东西纠缠在一起，让发自人心底的善意和良知，去触动我们。也许，到底谁先爱上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始终不会放弃那颗渴望爱与被爱的、滚烫的心。又也许，到底他先爱上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最终在社会和舆论的淫威下，能够找到一份相对的和谐。

电影最终采取了一种“妥协”的方式，为我们今天社会里的同类问题画了一个充满希望、又未完待续的省略号。每个人都走上了“一团和气”的大结局，这也许也是这个故事最好的收尾。当“小王”的妈妈手捧鲜花与他拥抱的时候，是妈妈接受儿子是同性恋的事实，也象征着这个社会终究会接纳同志那一刻。“小三”最终吃起了自己极力阻止儿子吃的回锅油煎炸的鸡排，并跟儿子在台北街头有说有笑，这是一份最终的理解和宽容。

“不要互相打扰，就是最好的祝福”

他们最终都回到了那份平静又互不打扰的的生活，就像刘三莲说的“不要互相打扰，就是最好的祝福”，也许，在华人LGBTQ人群还在为自己权益不断发声的今天，这种互不打扰又互相理解的生活是如今我们能看到最好的局面，又也许，“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的日子，终有一天会来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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