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形

欧洲戛纳获奖：呈现政治正确的两面

往大了说，有着深刻基督教传统的欧洲（或欧美）也有着赎罪的传统；宗教精神潜移默化决定了一种世俗习惯，即审思、反省历史或当下的罪过或不足。因此，为清除近代历史上由欧洲主导的各种殖民、侵略活动，二战后的欧洲，历经反思与赎罪，成为了最包容、多元、接纳的文明与政治主体。这表现为后殖民主义思潮的风行，既强烈影响着文化界，也影响了公民社会的选择，使得欧洲从侵略者与殖民者，转变为了小心谨慎、担心冒犯他人的政治正确的坚决维护者；还表现为在当今世界（尤其是中东）的动乱中，欧洲人非常用于承担责任，把如今的战祸、难民的流离归结为自己创造的资本主义造成的恶果或是自己曾经的殖民史遗留的结果；在赎罪过程中，曾经在纳粹统治下极度排他主义的德国，更是走在赎罪与自省的前线，敞开家门，拥抱难民，世界人民一家亲。

实际上，从心理结构来说，自省与赎罪也给欧洲人带来了极强的优越感——正如拼军事实力的时候，我能侵略战胜你，武力上压制你；如今和平年代，比拼道德感，我能主动赎罪，能容忍包容你，也是因为我思想境界更高。尽管外在的比拼形式变了（从军事比拼到道德比拼），但是欧洲人心理结构上的优越感仍然没有变。

但是话说回来，欧洲有着十足的理由优越。军事是硬实力不谈，道德上一个懂得自省的民族，决然是比一个自以为价值观伟大的民族要优秀的。欧洲沉浸于这样的优越感中，也是因为值得。但要知道，心里上的优越没问题，赎罪与自省也值得推崇，但是有时自省过了头，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会带来新的问题，而不单单是纠正曾经的错误。如今的欧洲，因为泛滥的政治正确而导致的逆向歧视（即主流的人活该被侵犯，而边缘的人做什么事都合理），已经成为了普遍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震荡中，大批欧洲人成了政治正确的原教旨主义者，道德上优越，过分地宽容，拒绝批判他者，生怕变回侵犯他人的“殖民主义者"；不仅如此，这些政治正确的原教旨主义者却反向对自己人苛责严厉，严防死守，不准自己人发出批判的声音，直指批评弱者就是法西斯主义，而自己一定要成为卫道士，保护表面的和谐——因而，所谓的”弱者“就成了强权而肆无忌惮的”施暴者“，因为反正也不会受到舆论的限制。

我想，《方形》在戛纳获奖，仍然是欧洲优越感的一以贯之的体现，因为一方面，电影是一部反省、批判当下罪过的作品——要知道，这种自我批评、批判现实的作品，在某国可一定被看作是指桑骂槐的反动文艺，定要掐死于巧襁褓中——而欧洲人（主要是中上层阶级，代表人物是电影的男主角，即美术馆高级策展人克里斯蒂安，当然也包括戛纳的评委和观影群体）乐于看自己被讽刺、被揭露， 不仅不藏着掖着，还给颁个大奖，这是自信的体现，也是优越的张扬。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是，这部鞭辟入里、省思当今的电影，绝不是愚蠢的“政治正确”的代言人，单单呈现某一方面的价值观，从历史的一个极端震荡到另一个极端。正相反，电影尤为可贵地呈现了多声，这里有对人情冷漠的无情批驳，对弱者的关心——但是更为关键的是，它也亦或隐喻、亦或真实描绘了弱者的人性之恶，以及政治正确泛滥情境下的荒诞现实。导演虽然似乎意在讽刺中上阶级的代表，即美术馆的高级策展人，但在大多问题上，导演并不呈现明确的批判或是讽刺立场，而是选择代表性的现实拍摄为影片的素材，从而让观众自己选择立场。因此，也许我觉得荒诞可笑的，其他观众可能觉得是正常无比的。

我举几个例子，来体现作者对“政治正确”两面性的反思，或者更准确地说，对欧洲（瑞典）现实的、不下判断地直接呈现：

一、高级策展人克里斯蒂安去7.11取包裹，遇到坐在角落的女流浪汉，后者问他要钱，他笑着说没有，但是可以给她买吃的；她不耐烦，但也点了菜，颐指气使，指挥克里斯蒂安买个鸡肉三明治；克里斯蒂安转身去买，她继续吆三喝四，说三明治里不要洋葱，很是理所当然。克里斯蒂安自己有事，但是还是给她买了，最后甩给她，留下一句：“你的面包，洋葱自己挑”。在此，导演并未呈现任何立场；立场自然由观众来决定：有的人可能觉得克里斯蒂安虚伪，做假好人；有的人看来，觉得大快人心。在此，我们不由反思：政治正确是否意味着弱者有理？帮助弱者应该到达什么限度？

In your face

二、在一场美术馆的演讲中，一个秽语症患者加入，在演讲过程中，屡屡大吼脏字，多次冒犯公共秩序，由弱者变为了施暴者。与会者都是中上阶级的、有艺术品位的听众，文明教化甚高，但最后也几不可忍。只见此时，一教化更深的大叔跳出来，让大家宽容这个骂脏话的傻帽，说他“精神受折磨，很难过”，让其他人忍受——于是其他人就继续忍受。电影导演善用讽刺，不知是否在讽刺这个劝诫别人的大哥？答案同样是两分的：有观众可能认同这个大哥，有的观众不认同。但是，在场的人显然都是明白人，把这个满口秽语的人当做十足的傻帽，就像后来那个美国女记者就当着高级策展人的面，模仿、嘲笑这个秽语傻子的脏话；但是在演讲过程中，大家表面上都不说，都不去解决，不好意思把这个扰乱秩序者踢出门去，好似有极高的政治正确的门槛，无论如何都跨不过去。

闷声大发财

三、电影行将结束的那个发布会，因为宣传视频犯了伦理的禁忌，招致了社会的众怒。记者的提问十分好笑，也很讽刺。一边是有人大骂高级策展人，利用乞丐做广告，而底层的人无处发声；另一边是，有人大骂高级策展人因言获罪、引咎辞职让言论自由无处容身。这种两重性，是自由社会面临的长久问题，是政治正确和言论自由长期打架的现实。——最后，在说到展览时，美术馆市场部的人意外跳出来，告诉记者展览的媒体稿件和图片都有，也顺便把展览的广告都做了…………报纸也照样报道了。

四、行为艺术那场戏，一个人扮演的猩猩大闹高端酒会，意义重大。首先，这场戏很跳，感觉和叙事毫无关系——尽管这个猩猩人是电影中屡次出现的一个影像作品的主角，但是这些铺垫好像都是为了这场戏，包括其他地方“猩猩”或者“兽性”的在场或隐喻，都像铺垫的作用；而这场戏本身，又并不贴合主人公的人生脉络。我不得不揣测，导演一开始就想要拍这么一幕戏，后来才调整剧情把这个片段融入到剧中。基于这样的揣测，我难以克制把这场戏当做一个十足而完整的隐喻来看，和当今的局势联系在一起。直话直说便是：这个闯入高端酒会中的猩猩，就是闯入欧洲社会的穆斯林难民。行为艺术的设置是“丛林”，好似霍布斯论述的“自然状态”，即在没有外界强力的约束下，人类的自然状态就是彼此为了生存而进行的不断的战争，残忍而血腥。在这个行为艺术的“丛林”中，有一个野兽闯入，“人类如果软弱，就会激发它狩猎的本能”，这更加印证了适者生存的自然斗争状态。而人类如果逃跑，会被野兽猎杀。由此，唯一的出路便是：屏息凝神不说话。而结果呢？就是屏息凝神的人可能不会被注意到，可以隐匿在人群中，安宁地知道：死的人可能不是我，而是别人。果然，野兽闯入后，大家都不动，不说话，接受野兽的戏弄，有的人被惹怒了，试图叫停这个项目，根本没用，只得离席；最终，野兽跳到桌上，公然调戏一个女性宾客，她喊救命，没人理会；后来被揪着头发拖到地上，几乎要被强奸，才终于有一位长者看不下去，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单枪匹马冲了上来，继而，一直不说话的男人们才一并涌来，怒揍猩猩。被猥亵的女人，仓皇逃命。

Attempted rape

我们不难将这一幕联系到欧洲近来的状况，即难民来欧洲后带来的各种性骚扰和强奸事件。反思这个行为作品的设置，人们不禁要问：为何面对野兽，人类只有三个选择？即软弱、逃脱或者屏气凝神？为何不能一开始就猎杀野兽？因为我们知道，这不符合人道主义的政治正确。但是，人道主义的政治正确绝对不能没有边界，任由弱者满足本性，为所欲为，否则，后果便如上图所示。宴会上的人，基本上是美术馆的赞助人，赤裸裸的上层阶级，因而，比之前提到的讲座的听众还要更加文明，还要更加能忍耐。他们以为，只要文明地忍耐，一切都会好；怎能想到，上次讲座的疯子不过是言语上的，这次宴会上的野兽，带来了各种肉体上的伤害。这场猥亵最终遭到制止，解决手段也没什么新意——文明人终于走下圣殿，仍然诉诸暴力，回到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

欧洲人没有答案，他们深知政治正确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条路已经走得太远，甚至到了不能接受批评政治正确声音的地步。但是，《方形》至少呈现了“政治正确下”好心时而带来恶果的悲苦而矛盾的现实。

这部电影虽然批判政治正确，但是至少（通过直接表达和间接隐喻）呈现了政治正确原教旨主义的荒诞。能呈现这样的现实已经不容易。

这样的呈现让人想到了德国艺术家Christoph Schlingensief的2000年的一个艺术项目，以电视转播的形式出现，名为《Foreigners out! 》。他邀请了在奥地利的多位移民（据说为真移民，实际上并没有人知道真假）来到一个城市中央，住在一个箱子里，通过电视直播他们的生活，然后由奥地利居民每隔一段时间投票，选择一个人，不仅驱逐到箱子之外，也驱逐出境。在这个过程中，民众广泛参与，也出现了针对难民的各种声音。Christoph Schlingensief只是将项目进行下去，并未支持任何一方的声音，而是呈现民众的多声。由此，我们看到左翼和右翼的争论，看到结尾左翼如何拆墙打洞、以暴力的形式，推翻了这个节目，“解救”了这些难民——然而只有Schlingensief自己知道，这些难民是真是假。我有如此短评：

Schlingersief’s film project about refugee was made to objectively re-enact and reveal the reality, and let the citizens drawn into the project behave and make the choices totally on their own. The result is a “happy” ending—with the pro-refugee citizens won the campaign, but as audience, we see how these peace-advocates won the campaign in a violent way, as if self-claimedly holding the morally correct proposition, they could then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win, to fight violently for humanity.

荒诞与冷漠下的真实——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艺术？

如果把导演对政治正确两面性的客观呈现当做他对社会的冷眼旁观，那恐怕错了。多次将镜头对准婴儿与流浪者，就是他左翼关怀的明证——尽管，恐怕他自己也纠结于到底多少左翼在做促进平等的事，而又有多少左翼只是利用平等的话语而渔利。所以，他一边批判讽刺，一边感同身受。这些矛盾情绪汇集在一个人身上——主角，X-Royal美术馆的高级策展人，克里斯蒂安。他身上有社会的荒诞，有群体与个人的冷漠，更有活生生的、真实的人的踪影。

如果导演是不加夸张地描绘瑞典，那么北欧的天堂也充满了不幸：不止一次的，呼救的人，没人理会；乞丐行乞，无人搭理；介绍菜品的厨子，没人在乎。这个高度资本主义的社会，尽管在外人看来有优良的福利制度和活跃的公民社会，但想不到社会原子化仍然如此严重，人人各自为阵，事不关己。电影的音乐和画外音很有控制，并回环往复。主奏是古典乐与人声的结合，辅佐它的是多次出现的“救命”、婴儿哭、狗叫的社会声音，这也是主人公心中用来不断拷问自己的问题与怪象。

主人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手机和钱包被盗了，但是他是在完全不想被卷入救人情景的状况下，恰巧做了“英雄”，还成为了悲剧的英雄，被别人陷害了。这个时代，连穷人都不容易，因为安静地乞讨、或是小声喊救命，是无人理会的。只得装疯卖傻大喊救命，制造动乱，才能吸引别人的注意。电影一开头，在爆裂的兽性和冷漠的人性相互更替的时候，很快沉入了往日的安宁，好似一切都没有发生。整个图景，都是荒诞的。

于是，回到艺术的问题。艺术在这样的社会中，做了什么？能做什么？

电影的同名艺术作品是《方块》：方块是信任和关心的圣所，在它之内，我们同享权利，共担责任。

是吗？艺术界恰恰是最尴尬的地方，是信任和关心的圣所，也是怀疑和伪善的家乡。乞丐们苦苦祈求1克朗，并没有人理会；镜头一转，X-Royal美术馆却获得了5000万克朗的赞助。艺术圈讨论着艺术和非艺术的问题，空间和非空间的问题，试图拉平生活和艺术，追求着社会的平等，却是自说自话，无人理会，把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的美国女记者都整得神经质了。最明显的讽刺是克里斯蒂安给小孩录视频道歉的那一段：他起初在道歉，反思自己的不对；进而联想到自己的不对是因为对小孩所住的贫民街区的恐惧；进而讲到社会阶级的区别和区隔，并开始掉书袋地细究原因，认为这是社会结构的深刻原因，好似在为自己开脱。

艺术界真的很可悲，但是克里斯蒂安是否真的那么可恨？尽管电影语言似乎都导向于对他的讽刺，但是他何尝不是这个世界（包括艺术世界）中一个真实的男人？他所代表的，正是荒诞与冷漠下的真实。

他自私而自我保护的欲望极强，两个较大的道德疑点是：一夜情后还生怕女记者控告他强奸，始终手握着安全套不放，之后也不承认他们的一夜情；他为了找手机有些不择手段（在别人的建议下），惹到了小孩，也不第一时间道歉。就男女关系而言，他承认权力给他带来的好处，并以此为乐——尽管，在多大程度上是欺侮了女记者倒是难说，因为不知是否他们你情我愿；就给小孩道歉而言，他拖延认错很久，但是却一直受良心的谴责，并终究回归了良心——不顾形象翻垃圾堆，并登门道歉，尽管为时已晚。

但是，也许正如他说的，他的自私、自保，也有着社会结构的深刻原因，这既是他的说辞，也是真相。他表面上倡导平等、关爱这些《方形》所代表的良善，自己所作所为却差强人意——然而，他终究受到良心的考验，他也终究在自己的展览中推广良善。往差了说，他是知行不合一的伪君子；往好了说，他是在维持现实最基本需求（自私、自保）的基础上，仍然在艺术领域中努力做着些什么，以推广《方形》的理念。

回头看来，他是好领导，好父亲，他似乎没有电影讽刺得那么邪恶，只是没有成为道德与行动上的完人。

这是他个人作为策展人的困境，也是有良心的当代艺术在社会中的道德困境。

如果将这部电影理解为对克里斯蒂安的无情嘲讽，那么我们又是在占据道德高位而瞧不起别人了——除非我们也能自信我们能成为道德与行动上的完人。

我们要感同身受，要同情之理解，更重要的是要清醒而不自大。艺术，无论是当代艺术还是电影艺术，已经是那么无力了。那么至少，也要清楚地面对自己的位置，面对真实。

影片以各种缓慢的铺垫徐徐展开，路边乞讨的人衣冠楚楚的路人，来艺术展进行人类高级活动却不尊重厨师的人群，内心认同威胁信却希望借别人之手做自己觉得不符合自己身份的事的主角。讽刺可以说是无处不在，让观影者在影片进行中不断发掘，感到那种脑子里“叮”的一声声，来继续漫长的电影。

当然全片都在讽刺Christian真实可触的虚伪，但我感觉兽人的晚宴，楼梯里跟小男孩的冲突，这些有点过于刻意了，导演就是这样重复重复转圈圈地给自己的花瓶打磨上色。

片中一大烂笔，跟女记者的情节，讽刺利用权力征服女性上床的男人。仅仅因为女记者说自己不常跟人上床就一下子变无辜了？一次hookup从头到尾互相没有强迫，你情我愿，为什么事后要背上道德的负担？为什么男性要因为自己的先天性别cliche成为被谴责的一方？真正的男女平权是不预设立场，把一男一女当成两个“人”来看待。

继续大部分无聊无聊俗套俗套，直到辞职发布会，“是不是因为担忧而进行的自我审查？”精彩的一个问题！言论自由的边界是什么，十几秒的爆红视频并不十恶不赦，为什么一个人的命运要因此改变，并且这个人还要逆来顺受，接受这个社会虚伪的逻辑。如果导演此处站在提问记者一边，配合前面的女记者事件，这是导演在选择性自由主义吗？

另外Christian一个从头到尾没有参与视频内容的人承担了所有责任，参与视频讨论的同事始终躲在事件背后，犹如在兽人宴会上安静的旁观者。

最后感觉选这样一部片做金棕榈也有点刻意的尴尬，如果为配合当前社会环境而着意选择此片，或者至少它加了分，是不是也是制度性歧视其他的优秀作品，鼓励八股文？

难道不是组委会配合电影，续的一个真实世界版的超现实主义的自我嘲讽？

在导演创作了《方形》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们应该了解一下瑞典的社会背景以及由社会背景所决定的接纳叙利亚难民的政策。首先，瑞典的执政党是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以及绿党），他们以崇尚和平、环保、人道以及服务型著称。不仅如此，瑞典的人口构成一大部分来源于外来移民。瑞典人的身份背景让他们对难民有一种天然的同情感，毕竟自己的父辈原来也是移民。所以，在执政党以及人口构成两种因素的夹击下，瑞典成为了北欧国家中接纳难民人数最多的国家。但是接纳难民的结果可想而知，瑞典犯罪率飙升，瑞典第三大城市马尔默已经成为欧洲的“强奸首都”。

影片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那一场原始野蛮未受教化的猩猩登堂入室，然而在座的绅士淑女们为秉承着“彬彬有礼”的道德准则对于一开始猩猩的挑衅保持着克制和忍耐；然而当猩猩拽着一位女士的头发将她拖到地上几乎要进行强奸时，终于有人无法忍耐出手阻止，之后众怒难平群起而攻之。 这一场戏同正在瑞典发生的事何其相似。

在种族的差异面前，瑞典选择忽略，却招致大祸。而电影中的男主角克里斯蒂安又何尝不是“过分相信他人”而使自己一次一次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一开始丢手机和钱包就是相信了陌生人而被人摆了一道，然后找回手机也是因为错信了下属的话而惹来麻烦，之后博物馆的公关危机也是克里斯蒂安在忙于与小孩子的纠缠而无心听宣传团队的方案（在某种程度也是出于对宣传团队的信任？）；克里斯蒂安显得有一些“too simple too naive”，他所熟悉的并且一以贯之的待人接物的方式让他在与其他的阶层的人交往的时候并不适用。并且克里斯蒂安总是以居高临下的态度与其他阶级的人沟通。比如在和女记者在博物馆里的对话，他轻蔑地嘲讽女记者为那一种跪舔位高权重者的女性。又比如说即使他在公理上站不住脚也拒绝向在年龄、阶级上和他有差距的小孩子道歉。克里斯蒂安的“傲慢”、“自视甚高”、“言行不一”是所有上层人士的臭毛病。不过他最后将小孩子推下楼梯的时候终于良心受到谴责，甩脱了“上等人”的包袱，翻越了象征着“阶级”的栅栏，不顾自身形象地垃圾堆里寻找记有小孩子一家联系方式的纸条。在那一刻，他冲破了阶级的桎梏，实现了自我救赎。可以说此处的古典配乐的运用真的是神来之笔，将克里斯蒂安前两次听见“help me”冲下楼的压抑一扫而光，让人同主人公一样内心获得解脱从而舒畅无比。

人和人之间的沟通需要跨越种族、宗教、阶级、性别、健康还有价值取向的差异。《方形》就是突出了阶级的差异，方形以内与方形以外的人无法沟通，上层人们诉诸的“政治正确”下层人民根本不买账。除了阶级的差异，还有是价值取向的差异。因为身处于这个追求“individuality”和“freedom”的世界，大家所笃信的东西皆不同，并且除了约定俗成的公共契约，没有行而有效的道德体系去约束每一个人。道德的界限模糊不清。政府本来扮演的教化人民的角色随着公信力下降显得越来越羸弱。在这个各行其是的时代， 西方所倡导的“人权”好似空中楼阁，乌托邦似的，根本没有实践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还能跨越身份的藩篱真诚沟通、相互信任以及互帮互助吗？电影只表现了由于身份差距而造成的道德困境，以及讽刺了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并没有给出特别清楚的答案。而我是支持性善论的。性善论是不会考虑到你的宗教信仰、政治主见、阶级地位的，是对一个本真的人而言的。在你选择相信别人或者产生助人行为的时候，你其实已经忘了“政治正确”、忘记身份上的偏见，忘记种种之后会在大脑中构成的结果，可能只是凭自己的一时意气吧。 瑞典的难民问题更多是决策的问题，应另当别论。

最后送上孟子的一句话。“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是孟子的四端说，是性善论的依据。

有句话叫：“美国电影是商品，欧洲电影是艺术品。”

虽然奥斯卡的知名度更胜一筹，好莱坞大片票房吸金能力更强，但是欧洲三大电影节往往能给影迷带来更超前、更有深度的作品。

瑞典影片《方形》（原名《自由广场》）是第70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获得者，影片还入围了第90届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作为一部非常“政治不正确”的讽刺电影，《方形》的风格与奥斯卡还是挺格格不入的。

戛纳电影节被誉为“艺术家的避难所”，而《方形》就是以一位艺术家为主角，讲述发生在他身上的一系列倒霉事，并且毫不留情的讽刺了这位艺术家一直挂在嘴边的艺术、文明、利他主义......

作为一部艺术家自黑顺带讽刺中产阶级的影片，《方形》在上映时让很多观众感受到了冒犯。然而因为黑的恰到好处，戛纳的评委们还是将最高荣誉授予了这部电影。

克里斯蒂安是瑞典一家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馆长，在当地属于颇有名气的公众人物，换句话说，是个体面人。他开的是倡导环保的电动汽车，工作是向大众推广当代艺术，面对美国女记者不专业的采访，也能凭借职业经验侃侃而谈。

如果不是因为一次意外，他的生活可能会一直体面下去。

意外发生在一个早晨的上班路上，克里斯蒂安像往常一样走出地铁，突然有名女子一边尖叫着“有人要杀我”，一边朝他和另外一名“路人”跑来，随后有一名怒气冲冲的男子追了过来，于是逃命女子和“路人”向克里斯蒂安求助。

不过这显然是一个设计好的街头骗局，当克里斯蒂安与发怒男子对峙的时候，逃命女子在“路人”和发怒男子的掩护下，将克里斯蒂安兜里的手机和钱包偷走了。

作为上流社会人士，克里斯蒂安显然对这种江湖伎俩没什么经验，当他和“路人”斥走发怒男子之后，克里斯蒂安还沉浸在自己“见义勇为”的自恋中，过了很久才发现自己手机丢了。

发现被偷之后，克里斯蒂安选择的处理方式也非常缺乏社会经验。他没有报警，而是求助于自己下属的技术人员，技术小哥通过电脑找到了手机的大体定位——当地一个贫民区住宅楼内。

楼内有几十家住户，无法确定到底是谁偷走了手机，于是技术小哥给了克里斯蒂安一个不靠谱的建议：写几十封威胁信，投递给每一家住户，让他们归还手机。

本来技术小哥自告奋勇，要去挨家挨户的投递威胁信，结果到现场犯了怂，克里斯蒂安只好亲自去投递，投完信件跑的比兔子都快。负责开车的技术小哥太紧张，还把车划了一道口子。

虽然搞的很狼狈，但这个不靠谱的建议还是发挥作用了。过了几天，克里斯蒂安真的收到了丢失的手机和钱包。兴奋之余，克里斯蒂安去一家酒吧轰趴，遇到了之前采访过自己的美国女记者，眉来眼去之后，两个人上床了。

和女记者上完床，两个人在处理避孕套的时候遇到了尴尬。女记者想主动帮他扔掉装有精液的避孕套，甚至抱着垃圾桶让他扔进去，克里斯蒂安却不敢把避孕套给对方。

为什么两个人对谁扔避孕套这么执着呢？看过下面这个案例大家就明白了：

美国芝加哥一女子和男友口时，“私吞”男友精液然后吐出来，人工受孕产子。男友得知后控告她盗窃自己的精液和诈骗赡养费，要求赔偿。法庭做出裁决，指该男子在sex过程中射出的精液属于女方拥有绝对产权的礼物，送出了就不能收回的， 因此女方用来人工怀孕产子不构成盗窃和欺诈。

在中国社会，女性还普遍被认为是弱势群体。在欧美国家，这种女性利用法律漏洞把男性坑了的案例也很常见，所以男人们约的时候也会提心吊胆。（可能就是所谓的“过度女权”吧）

克里斯蒂安虽然找回了手机，但是投递的几十份威胁信也给他带来了麻烦。

贫民区里的一个小男孩家里收到了威胁信，家长以为小男孩偷东西，于是狠狠地教训了小男孩一顿，还不让他出去玩。被冤枉的小男孩非常生气，于是找到了克里斯蒂安，要求他做出正式道歉。

作为“体面人”的克里斯蒂安，当然拉不下脸对一个小孩道歉，于是他把小男孩赶走了。

与此同时，和克里斯蒂安有过一夜情的女记者来到博物馆，问他类似“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什么”这样的话，克里斯蒂安显然不愿负责，回答的支支吾吾，这种态度激怒了女记者。

两个人对话时，作为背景的艺术品是随意堆起来的椅子，这种结构象征着冲突、暴力和不稳定性。场景中还有一阵阵类似装修的噪音，不停打断两个人的谈话，加剧了人物的急躁和冲突。

最终，这次谈话不欢而散。

也许是衰神附体，克里斯蒂安遇到的麻烦一重接一重，摆脱了小男孩和女记者后，他又被下属坑了。

这一次坑他的是博物馆的外包宣传团队，原来博物馆打算做一个户外艺术展品，这个艺术品的名字就叫“方形”，是一个在广场中用荧光灯圈起来的小方块。

“方形”作品理念是这样的：这个方形是信任和关心的圣地，在它之内，我们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这个艺术品的理念不难理解，属于放之四海皆准的道德观念。然而博物馆对这件展品有更多期待，所以给外包的宣传团队下达的任务是：做一个类似“冰桶挑战”那么火的病毒视频，引爆网络。

宣传团队的两个坑货表示：没问题，交给我们，保证能火。

然而他们真的是只保证火，别的一概不管。

他们制作的宣传视频是这样的：一个乞讨的白人小女孩，手上抱着一只猫，颤颤巍巍的走到方形里面，然后砰的一声被炸的肢体四溅，视频末尾显示了方形的符号，上面还配有一段阿拉伯文字。

这个一下触及了弱势群体、动物保护、宗教歧视等多重敏感问题的视频上传之后，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不得不说，导演玩梗真6）

博物馆遭到了舆论的口诛笔伐，克里斯蒂安被迫引咎辞职，为一个自己疏于审查的宣传案当了替罪羊。

失去工作的克里斯蒂安回到家中，反思自己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意识到自己应该勇于承认错误，于是他冒着雨跑到垃圾堆里，寻找写有那个被冤枉男孩家庭住址的字条。

当他找到字条后，来到了男孩的家里，想要向对方道歉，却发现男孩一家已经搬走了。

克里斯蒂安一直是个体面人，但是走了这么多“霉运”后，那个被博物馆辞退，被媒体口诛笔伐，挣扎在垃圾堆里的“体面人”变得狼狈不堪。这种狼狈始于一场街头盗窃案，却也和瑞典的社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克里斯蒂安宣布引咎辞职的记者会上，一名老妇大义凛然的质问他：（制作这种视频）你对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同情都到哪去了？

同情弱势群体，这当然是非常政治正确的一句话，站在这个道德制高点上，谁都可以对反对者踩两脚，不过所有的弱势群体都值得同情吗？

目前欧洲面临最大的社会问题就是非法移民，高福利的社会制度吸引不少中东、非洲地区的难民偷渡到欧洲，这些难民也给欧洲社会带来了很多问题。

影片中有一个乞丐向克里斯蒂安乞讨，克里斯蒂安回复没有零钱，但是可以给她买食物，于是乞丐接下来的态度像个大爷一样，而且还挑三拣四：那给我一份鸡肉夏巴塔，不要洋葱。

还有一个场景是克里斯蒂安参加一个讲座，他与女主持人在台上交流，台下坐满了观众。突然台下有一名男性观众开始大喊大叫，其中不乏“婊子”、“垃圾”、“给我看看你的乳房”这样的脏话。

现场气氛十分尴尬，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反而有人大笑。还有人解释说：这个男人是患了“秽语症”，拜托大家宽容一点，这是无法控制的。

典型的你弱你有理，是不是很荒唐？然而在倡导包容、平等，过分强调“政治正确”的欧洲社会，现实就是这么荒诞。

有几个人敢指出难民造成了当地的治安问题呢？

有几个人敢指责某些特殊团体，在倡导自身权益的时候，也妨碍了他人的正当权益呢？

影片讽刺的高潮是博物馆组织的一场晚宴。

在宴会上，组织方安排了一个行为艺术环节，曾出演《猩球崛起》、《金刚：骷髅岛》等影片的特型演员泰瑞·诺塔里以“猩猩”的形象出现，他大闹宴会，赶走宾客，制造了不少混乱。

起初宾客们以为是表演效果，无人阻拦。后来“猩猩”的行为越来越过分，宾客们依然低着头，扮起了“鸵鸟”。直到“猩猩”试图强奸一名女宾客时，一些男宾客才忍无可忍，站出来痛扁了这只“猩猩”。

很多观众觉得自己被这部影片冒犯，其实冒犯的地方就在这个片段，这同时也是放到影片海报中的场景：每个人都可能是那些扮作“鸵鸟”的宾客，面对真正的野蛮充耳不闻，反而用诸如包容、做戏这样的理由麻痹自己。

关于这个片段的隐喻可以有很多种解读，大海的理解是：文明面对野蛮的挑战，总会先选择隐忍（绥靖政策），直到一个临界点才会爆发，然后用更加野蛮的手段去对付野蛮。

其实理想的处理方式，不应该是在野蛮刚露出苗头的时候，就用比较温和的方式去制止吗？纵容野蛮的增长，然后引起更大的混乱，从长远来看，势必对社会的发展造成更大破坏。

影片还有一个片段，导演狠狠扇了那些自诩品味高雅、道德高尚的欧洲中产阶级一个耳光。

当克里斯蒂安向宾客们讲解完展品的艺术价值后，博物馆的厨师登场向宾客们介绍晚宴食物，然而宾客们对食物不感兴趣，已经四散开来各自参观。这时厨师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于是愤怒的大吼一声：等一下！听我说完！

那些参观博物馆的人群，无论有多么了解现代艺术，无论怎么鼓吹自己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似乎也忘了文明社会一个最基本的要求，那就是当别人发言的时候，你首先要安静的听完。

《方形》很牛，是少数在片尾放出字幕时让你有种“不明觉厉”的影片。你可以利用撒泡尿或者泡杯茶的功夫，摘除它令人费解、分神的因素，反应过来它的好，回甘。

我对感兴趣的影片，观后会立即查找背景信息，帮助消化。《方形》中的方形，竟是导演本人创作的实体艺术，导演有艺术圈真实的生活体验，对于美术界有深刻的体会，也有自己艺术主张。

《方形》是对“旁观者效应”心理和生活场景的典型举例，把展出的行为艺术戏剧化，用故事做了延伸。

方形广场是克里斯蒂安策划的以“信任”为题的行为艺术，不成想在这里，他被一个求救的女人欺骗，手机钱包被偷，他的信仰被现实打脸。克里斯蒂安是有钱有势的金领阶层，却对自己的小损失耿耿于怀，这也是人之常情。他打印了一打的“指控信”投放到小偷的公寓里，从此引发“蝴蝶效应”一发不可收拾，一系列的厄运接踵而至。粗野的少年不停抗议纠缠，美国女记者主动发生关系反而指责克里斯蒂安，工作疏忽又引起舆论危机……最终，克里斯蒂安被迫辞职，向公寓居民道歉，向野蛮少年道歉，却找不到人。

被冒犯、被威胁，尴尬、焦虑、无助，这些是人都的困扰，放在体面的文化精英阶层身上尤为突出，焦头烂额时，一颗虚伪掩盖下挣扎求救的心。

《方形》这样优秀的黑讽影片，在中国是难有市场的，它只能被“不明觉厉”——前提还是欧美人先行认可。我们国内从没有抽象美术审美基础，中老年只在广场舞、共性审美层面，喜欢花花绿绿、红红火火；年轻人讲究实用、刺激新鲜及时行乐。没有传统可以传承，也没有西方美的深入研发。如，盘古大观、杭州秋裤等不伦不类的建筑为证。而电影，是最具体现当下审美的媒介。故事如果说的是一些人所皆知的内容尚可共鸣，但只涉及非流行艺术就有很大的局限，鸿沟不可逾越。《方形》利用了西方美学元素，场景作为故事桥段和调侃对象。一堆堆的石子艺术品被清洁工当垃圾破坏，私密谈话时一堆叠落的椅子摇摇欲坠，发出轰鸣……这些巧妙的安排，对于我们多半是空白和无视。

无论怎样，我们还是可以抛开形式表达，找到内容核心的共同点：故事表达了一个普通人面对窘迫情景时的道德两难。他有自私、有虚伪，失败后又去试图坦诚，这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