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生花

作为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代表作，《两生花》诞生时间刚好夹在了两个系列即《十诫》和“三色”（《蓝白红之蓝》 《蓝白红之白》 《蓝白红之红》）的衔接点上，有趣的是作为与导演合作多部影片的编剧皮耶谢维奇自己也没料到《两生花》可以在中国获得如此强烈的欢迎。

《两生花》的内核是极具张力性的，它似乎时刻接受任何观点和理论的阐释，并且不排斥任何被再度创作的可能。同时影片关于两个女孩的相互凝望、歌唱又高度贴合了观众与银幕上镜像的影像之间凝望与被凝望之间的对视关系。或许我们可以借此来对这部电影进行一点猜谜式的想象，一个后现代的神秘故事，一对像两滴水一般相像的少女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城市间的想象。

影片的开场，波兰的维罗妮卡（简称“波维”）在放声歌唱，摄影机给予了一个波维的近景镜头，于是我们从这个镜头里现在地得知这是一个关于少女与歌唱的故事。接下来的一段，在暴雨中奔跑的波维与载有领导人铜像的卡车擦身而过，卡车与铜像同时表明了波维的地理和时间双重坐标，即一个cold war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度，而在之后的一场广场示威段落中，也将电影的时间锁定在了一个更为确定的阶段，一个东欧剧变的时代。在广场示威之后的段落，则是对波维唱歌后脆弱的身体反应叙述。两个段落的衔接使社会的巨塔摇摇欲坠，城市街道的骚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波维的身体形成了一种平行的易碎关系，而波维不出所料，则在一场演出中倒在了舞台之上。一个死者视角的主观镜头之后，镜头转向法国，法国的维罗妮卡（简称法维）在床上和男人交欢却感到一丝孤寂，她同样具有音乐天赋，却退出了音乐的舞台给一群孩子授课。在电影中，法维时刻感受到彼岸缺失的存在。如果说波维是完整的，传统叙事意义上角色即具有音乐天赋——得到展示机会——为音乐而死，那么法维则恰恰相反，电影在后半程所做的正是对波维所做的行动的探索与颠覆，它是反叙事高潮的，或者说当我们跟随法维在进行感知与探索时，恰恰是对传统叙事期待的一种打破。当传统叙事被打破时，打破的还有传统意义上的观影快感。

斯拉沃热齐泽克将维罗妮卡的二次选择看作是狄更斯《远大前程》等文学中发现的、传统升华式逆转的一个新的版本。在出生时，皮普被指定为一个“远大前程的人”，每个人都认为这预言着他的巨大成功；然而在小说结尾，当他放弃伦敦虚假浮华的生活回归童年社区时，我们才开始明白，他确实实现了那标记他生命的预言——只有在找到力量，离开伦敦上流社会的空虚喧嚣之后，他才能成为一个真正“远大前程”的人。我们在此遇到了一个黑格尔式的自反；在英雄经受考验的过程，不仅仅他的性格发生了改变，我们用以衡量他的性格的伦理标准也相应的转变。

如果说影片有一个一以贯之的行为动作，那就是相互对望的凝视。基耶斯洛夫斯基在影片中展现了不同的凝视动作如克里斯蒂安麦茨在电影第二符号学所讨论那样，电影成功地制造了一种混淆自我与他人，真实与虚构的状态，充分唤起了一种心理认同机制。眼睛是我们欲望的器官，我们观看电影感受着影院机制所带来的：“认同、窥视、恋物”之感。同时电影院所形成的暧昧环境意味着我们可以跳脱身处的象征秩序，重回镜像阶段的理想王国。而电影中不停的观看凝视动作，也是对两个维罗妮卡相互凝望中建立主体性的一次次确证。两个维罗妮卡在游行示威的广场上凝望、在照片中凝望，时刻感受到对方的存在，但值得注意的是，凝望的目光是永恒的单向，似乎基耶有意为之，不想形成两种视线的对视，而打破其间的暧昧关系，就如同在电影创作法则中，凝视摄影机意味着对封闭自足的完美幻想世界的打破。而两个维罗妮卡也如同观众在观影时所形成的具身性身体反应那样，为镜像中的人哀悼哭泣。

另一方面，电影给予了我们高于相较于两个女性主角高一级别的全知视角，让我们在第二个段落中不与法维平行，设置了另一个男性角色“木偶师”，和观众共享全知视点。而这个男性角色在后半段成为了一个占据了支配者的主导地位角色。他操纵木偶，制作木偶，又给予法维以所寻波维的生命线索，而他所做的一切，目的就是为了创作关于两个女性的木偶剧本。男性视点的介入打破了原本两个女性相互探索的平衡，反而变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他者，甚至似乎更像一个拉康意义上的“大他者”形象而存在，无所不知，无所不看。如果我们将叙事看作一种权力的象征。那么整个法维的故事就变成了，一个女性追寻着她复杂的情感动向去探索事物、去感知世界，但她最终发现自己可以感知，却是始终被书写的对象，是被分解的素材。

于是，结合上面三种解析，就获得了一个这样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观看的故事，一个观看中学会哀悼学会哭泣故事，同时这又是一个注定悲伤的故事，因为无论是观看还是被观看，电影中的两个女性始终是男性木偶师的创作素材，她们注定只能给更大的权力拥有者左右，同时套用齐泽克以远大前程分析本片的看法，这又是一个我们默认着悲伤却被篡夺了对电影中人物命运观点的电影。传统意义上希望主角放声歌唱的期待被打破，我们被影片潜移默化的定义了一种新的观念标准，来体味一个关于看与望的故事。

我们将基耶斯洛夫斯基进行一种身份的定位，他似乎身上更多地纠缠了一种cold war延长线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身份认同焦虑，使得他的电影无时无刻不是政治的，但他的电影却又从来不对政治直抒胸臆，而是一道水中的折影。而两生花中透过镜像、玻璃球、映像的观看，也正是对cold war年代东欧与西欧水火不容对峙的化解，将异己、昔日的恶魔映照为自我的形象。也如那个古希腊神话一般，那喀索斯迷恋水中的倒影，顾影自怜中变成一株垂于湖畔的水仙花。然而即使古希腊人也知道，没有艾柯吕斯的故事，那喀索斯的故事也是不完整的。艾柯吕斯爱恋着那喀索斯，却被诅咒只能重复她所能听到的声音。而那喀索斯故事的完满性也指向了一种电影的完满：“是声镜使视镜完满。”在有声电影出现之前，声带（收音机）曾具有创造言辞的能力迫使观众去长时间在家倾听，却因为观众的不忠而嫉妒，电影女王惩罚了她可怜的声带，剥夺了她的创造力，迫使她重复声带上人发出的声音。当艾柯吕斯遇见那喀索斯，被他的青春美貌所撩拨，但那喀索斯倾心于水中倒影，无心理会艾柯吕斯。她本应向他求爱，可是不先对她开口说话，她就不能说话，那喀索斯的世界被限定为两个想象的世界，也就是无法得到的情人，那喀索斯终于忧郁而死。

而如果说拉康意义上镜像阶段的主体性形成，其间的机制是视觉形象之上建立的，那么影片中声之影对两个女主角命运性的决定作用正是对单调的光之影的补足。于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了这样一种现象，声音说话了，她说了自己的话，艾柯吕斯的声带在《两生花》中痊愈。波维放声歌唱，声音的游荡刺穿了波维的心脏，于是艾柯吕斯的声音来到了法维的身上，法维一边如那喀索斯般迷恋水中倒影（波维），一边又在哭泣，因为她感觉到水中倒影的消失，而她却注意到了可以开口的艾柯吕斯。法维选择离开了她唱歌的命运天赋，如同从水面起身的那喀索斯拒绝了艾柯吕斯的求爱，转而蜷缩在平静的湖面等待下一次倒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