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本龙一：终曲

2019年某个月美好的计划

上来就啪啪打脸。新概念背到10放弃，读书笔记0，影评0。（啊，赐死我吧）

坚持是很反人性的事儿，这个观念还得慢慢去融化它。做不到苦逼的坚持，得学会自然的坚持。就像把它当做生活的一部分，这才是emmmmm“艺术家”。

艺术家都是可爱的，像坂本龙一。他把桶子套在头上听雨声，把收音器放入冰川的水中说“fishing sound”，敲打奇奇怪怪的东西去寻找碰撞心灵的声音。简单纯粹，干净优雅，从容的燃烧，安静的传递自己接受到的来自世界讯号。

我是在下班时候刷微博才知道这部电影的上映。排片只剩午夜场了。把孩子哄睡后和爱人摸黑去了电影院。有种小小逃离的窃喜。有了孩子后看电影都成了奢侈。午夜，看一部如此冷门的电影，还是纪录片，我简直觉得自己赢得了某种胜利。

以前我总觉得大部分片子在网上是可以看到的，所以觉得去电影院看电影就是浪费钱的傻逼。事实证明，傻逼的是我。当我满怀着期待坐在几乎空无一人的影厅，大屏幕里响起坂本龙一在地震公益演出的《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前奏，我的心瞬间被琴声敲得七零八落。

这就是来电影院的意义啊。让你全神贯注的，沉浸在电影的世界。我像是坂本龙一的小跟班，跟着他巡演，听他聊着世界，跟着他去冰川，跟着他去森林里寻找残骸的回音，听跟着他敲击海啸归来的旧钢琴。

世界太吵了，世界太快了。现在真的好难这样慢下来安静的去听世界的声音。这部电影对于我的意义远远超过音乐或者记录本身。坂本龙一让我相信了很多东西。一些在我周围不太常见的东西。而我，差一点就认为这些已经消失了。

我应该是三年前彻底放弃高跟鞋的。早些年被各种广告或者电影蛊惑，看到细跟的高跟鞋还会收藏两双。什么女王气场，什么职场神器，结果发现基本就是买回来吃灰的。有两次搬家的时候全扔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买过一双。我的大脚也彻底解放了，不再为了挤进尖酸刻薄的小高跟鞋里“做别人”了。

接下来放弃的是裙子。折腾了所有的风格，对，甚至包括碎花娃娃裙，最后发现自己适合的只有牛。仔。裤。我可能会穿到60岁。破洞的小脚的直筒的超短的喇叭的，老太太都可以试试。想想也有点酷。

以前我觉得放弃是痛苦的。但是尝到放弃的甜头后发现并不是。放弃是更清楚自己适合自己更需要什么。说起来很容易，得做，才知道。

这个世界很乱，信息在爆炸，选择在排队，所谓寻找自己的声音也仅仅是一个幌子。不要为了寻找去寻找，要把自己放在最低的地方默默行动。

去感受世界，接受世界的讯号，把它们变成一些可传递的东西。像坂本龙一一样。安安静静的就好。

想想当时邀请教授加入YMO时，教授还曾一脸不情愿地婉拒。

和大卫·鲍伊主演[战场上的圣诞快乐]，又傲娇地和大岛渚导演说“你让我配乐我才来演”。

于是，除了出演，还就这样谱出了在世界范围广为传唱的经典神曲《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后来的[末代皇帝]配乐又不小心拿奥斯卡，从此和贝托鲁奇、阿莫多瓦等大导演合作了不少经典配乐。

纪录片《坂本龙一：终曲》早前在北影节放映时，有一票难求之势，因为影迷、乐迷们都是冲着他的名字而来：

坂本龙一，一个传奇的名字，而我们亲切地叫他“教授”。

©《坂本龙一：终曲》台版海报

“教授”的称呼，其实来自早期他在乐队YMO时高桥幸宏的一句打趣，“东京艺大研究生哎，妥妥以后的教授。”

影迷们熟悉教授后来出演电影和配乐的那些经历，对其中的趣事如数家珍，但很多人并不清楚，教授的音乐事业其实是从玩电子乐开始的。

1978年，26岁的教授和同样年轻气盛的细野晴臣、高桥幸宏一起组成了Yellow Magic Orchestra(简称YMO，黄色魔术交响乐团)。

那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会开创新的世界电子乐史。

©刚结成不久的YMO三人组，从左到右高桥幸宏、细野晴臣和坂本龙一

《坂本龙一：终曲》中有一段珍贵的早期影像，3人在舞台上表演《东风》，教授接受采访展现电子合成器制作音乐的优势。

是时候把古典优雅的教授形象先放边边了，我们教授年轻时，也是个前卫酷boy。

YMO的结成，要起源于1977年的三个闲人。

闲人一教授，研究生刚刚毕业，可他讨厌上班。教授在自传里说，其实当时上研究生也是为了逃避上班。

反正，这时他的生活就是整日游走在东京大大小小的录音室里，给人家打打零工，赚一点生活费。

教授从小到大学，一直学的是古典音乐，他喜欢的是德彪西那一类，还很少接触到流行乐和民族乐。

©还是学生时的坂本龙一

直到毕业后东跑西颠打零工的过程，结识了一圈剧团艺术家和现代音乐人，这其中，就有山下达郎。

山下达郎是70年代最重要的音乐人之一，也是深受披头士、沙滩男孩等六十年代英美摇滚乐影响成长起来的那一代。

正是在山下达郎的推荐介绍下，教授和另两个闲人相遇了。

闲人二细野晴臣，玩的不知第几个乐队Tin Pan Alley正在解散边缘，细野正边思考人生边寻觅下一个团队成员。

细野的音乐生涯其实比教授开始的早很多，69年他在大学时就加入了一个名为Apryl Fool的迷幻摇滚乐团担任贝斯手。

但他更重要的经历，显然是之后和铃木茂、大泷咏一等人组成的Happy End乐队(はっぴいえんど，1969-1972)。

©Happy End乐队，左二是细野

Happy End算得上是日本自家摇滚乐的起始点，他们是第一支用日语唱摇滚的乐队，那张经典的《風街ろまん》在日版《滚石》评选的影响日本百盘中无可争议的排名首位。

但Happy End很短命，没过三年就解散了，细野后来也是尝试玩了各种音乐风格，到YMO时，流行性和实验性并存的部分，很大程度就是细野的功劳。

闲人三高桥幸宏，高桥也是早早就开始了乐队生涯。

最早是在民谣团体GARO中当鼓手，后来，又加入了70年代中期风头一时无两的重量级乐队 Sadistic Mika Band(虐待狂米卡)。

再然后是和今井裕、后藤次利等人组成的Sadistic，到和教授相遇时，乐队也已在解散档口了。

©Sadistic Mika Band时候的高桥幸宏，右下

有趣的是，高桥除了是鼓手和歌手，还是个服装设计师，一手包揽了后来YMO的形象和造型设计，也带着我们教授这个土直男开始变潮起来。

而且高桥和细野从小就是朋友，这下再带上了教授一起玩。

一次细野邀请两人去家里吃饭，这之后就打开了一册笔记本，上面画着富士山爆发的样子，写了几个大字：400万张。

“把Martin Denny的《Fire Crackecr’racker》用合成器以电子曲风重新编曲，就能在世界卖出400万张。”

抱着这样的雄心壮志，YMO结成了。

70年代中期，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经济腾飞、科技发展，对于刚刚从战争阴影走出来的日本人来说，一切都是梦幻又极具未来感的。

和日本有些同病相怜的德国也是。

战后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德国涌现了一批用音乐来推翻重建的前卫摇滚乐队：

Kraftwerk(发电站)、Can(罐头)、Faust(浮士德)等等。

他们使用电吉他，使用电子合成器，用预先录制好的磁带录音来创作音乐或是制造某种音效，音乐中融合了电子、实验、迷幻和先锋。

而Kraftwerk显然走的更远，他们已经彻底摒弃了原声乐器，只用70年才刚刚出现的便携合成器Minimoog来制作他们的“机器人音乐”。

©德国Kraftwerk乐队，对YMO影响很大

而他们也获得了巨大成功，首专《Autobahn》即冲上了美国流行音乐专辑排行榜前位且高居不下。

电子音乐由此迅速开始进入到流行音乐领域。

德国的Kraftwerk，显然成了教授、细野三人YMO的模仿目标。

其实，早在大学时代，教授就多少感知到了当代音乐的发展局限，他曾断言说：

西洋音乐已经到了尽头，未来属于电子乐和民族乐。

细野、高桥虽然不是像教授这样接受严格的音乐教育和训练而来，但他们在多年乐队生涯中摸爬滚打、自学成才，而且更练就了对流行音乐的敏锐嗅觉。

一种渴望用电子乐向世界展现黄种人音乐的想法，在三人脑中渐渐成型：

不是脱胎于古典乐的白人音乐(即White Magic)，也不是以爵士乐为代表的黑人音乐(即Black Magic)——而就是“Yellow Magic”。

©YMO三人从一开始就目光放的很远

虽然是受Kraftwerk启发，但并不走Kraftwerk那样强调未来机械感、冰冷感的“机器人”风格。

而是在电子乐中，加入日本民族风情，甚至中国地方小调，亚洲文化里的明媚、柔和、多元，组成了特有的YMO风格。

在形象设计上，教授在高校时积极参加左派学生运动的经历又给了他们意外的灵感。

高桥把很多“红色中国”的元素，运用到了乐队的形象设计上。

比如他们最著名一张专辑的封面，是穿着红色西服的三人和模特围坐成一桌，以一种近未来的科技感和复古的诡异感的混合体，面向观众。

©二专《Solid State Survivor》封面

他们唱《中国女La Femme Chinoise》(灵感来自戈达尔的[中国姑娘])，他们从中国小调《让我们荡起双桨》取材歌唱《东风》。

将68一代新青年的红色幻想杂糅和融入进电子合成器的音色狂欢中。

78年11月，当YMO发布第一张专辑时，并没能像Kraftwerk那样一战成名。

但意外机缘是，当时前来日本寻找合作的美国公司A&M Record留意到了这张专辑。

于是，第二年，他们即发行了美版专辑，并策划了美国巡演。

说YMO是在美国成名的并不算夸张，他们从给人暖场到自己演出，很快就积聚起了大量听众。

在舞台上也仍然是那一副打扮，三人穿着红色中山装，在舞台摆弄着先进而新奇的合成器，唱的却是东方音乐，真人寡言沉默，故意与观众保持了距离。

即使是互动，也是通过声码器和台下的观众互动。

©早期在舞台演出时的教授

到第二张专辑《Solid State Survivor》发售，他们很快就登上了流行音乐榜，几首代表作《Rydeen》、《Behind The Mask》更是广为流传。

就像当初的豪言，三人真正把“黄色魔法”风潮带到了世界各地。

火到甚至就连迈克尔·杰克逊都翻唱了他们的名曲《Behind The Mask》。而这股风潮又一路从美国回到了日本，他们一跃成为日本当时最著名的乐队，很快在武道馆座无虚席。

更重要的是，以二专《Solid State Survivor》为代表的Synth-Pop(合成器流行，日本叫Techno-pop)风格，使得这一时期的YMO成为了电子乐的先驱之一。

YMO只存在了5年，从78年结成到83年解散，但他们的影响却在后来的电子乐和摇滚乐中无处不在。

他们对合成器的使用、先进的采样手法、和各种风格的融合，大大拓宽和启发了后来的电子音乐人们。

80年代的底特律音乐人们，就是在听着Kraftwerk和YMO的音乐中，搞出了更具有未来主义的Techno音乐。

也是缘于78年YMO的结成，以及Kraftwerk四专《The Man Machine》的发布，78年因此也被电子乐迷们称为“Techno元年”。

而YMO对英国新浪漫(New-romantic)的影响就更不言自明，70年代末以Japan乐队为代表的新浪漫乐队，本来就和YMO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合作。

©教授和Japan的主唱David Sylvian

Japan的主唱David Sylvian和教授坂本龙一也成为一生的好友，在[战场上的圣诞快乐]还合唱了那首著名的《禁色》。

在电子音乐史上，尤其是亚洲的电子音乐史上，YMO绝对算得上是革新的先锋和电子流行化的鼻祖。

想想当时细野邀请教授加入YMO时，教授还曾一脸不情愿地婉拒，幸亏细野也算得上强硬“不管怎样，就一起做(音乐)吧。”

才有了教授这一段随意玩玩就不小心成名，而且还不小心成为世界电子乐元老之一的经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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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卷卷毛

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破词儿」

涉及對紀錄片《坂本龍一：終曲（Ryuichi Sakamoto: CODA）》的輕微劇透

目錄

1 坂本龍一的音樂世界

2 音樂的消失

3 音樂的回歸

4 尾聲

正文

1 坂本龍一的音樂世界

在紀錄片《坂本龍一：終曲（Ryuichi Sakamoto: CODA）》中，我們可以經由作曲家坂本龍一那種聆聽、思考作品與生活中聲音的方式，一窺的他音樂世界。

我以前也看過一點關於坂本龍一的文章，知道他會因爲厭倦了一座城市的聲音而搬走，會到他中意的城市、自然裡散步、採集聲音素材，會因爲覺得餐館的背景音樂配不上主廚那桂離宮一般的手藝而主動提議，讓他來幫忙挑選配樂曲目。

然而，讓這樣一位作曲家也頗感意外的是，音樂原來也會有消失的時候。

2 音樂的消失

「911」事件發生的時候，坂本龍一正住在紐約，因而親臨了紐約城災後的心境。

然而直到約一週後在聯合廣場聽到年輕人用吉他彈奏《Yesterday》之時，他才反應過來，這是他災後第一次聽到音樂，而音樂已悄然從人們的生活中消失有一週之久——大家似乎都沒有意識到這回事，甚至連他這樣一個原本每天環繞在音樂之中的職業音樂人都未曾注意到這一點。

爲什麼音樂可能會在災難的衝擊下消失呢？

我想到一種簡單的解釋。如果藝術本身可能是療癒過程的階段性成果，如果創作本身可能意味著痛苦已被消化到了一定的程度，那麼在剛剛遭受心理衝擊不久的「急性期」，藝術也好，創作也好，確實有可能是來不及誕生的，因爲療癒尚未上路，消化尚未展開，個體也好，集體也好，仍然處在第一手體驗的衝擊當中，內心唯有見證。

村上春樹曾在對談中問河合隼雄：「製作者的心理問題的深度和他做出來的東西的感人程度會成正比嗎？」河合隼雄回答：「…不一定…因爲如果心理問題太嚴重，就沒有辦法全面地表現出來…所以疾病的深度和作品的深度並不一致…如果沒有足以把它表現出來的力量，作品也就沒有辦法成形。有的時候，有心理問題的人會光有疲勞感或是恐懼感涌上來，怎麼也無法構成一個故事。」（河合隼雄等，《村上春樹，去見河合隼雄》，P81-82）

榮格也認爲，身體力行的自發性創作，意味著當事人正在化「被動」的心理處境爲「主動」（Jung，《Practice of Psychotherapy》，P78/段106），言下之意，即我們可以把創作的展開視爲「康復」階段的一個標誌，而在「衝擊」剛剛到來的階段，人們則可能失語，音樂則可能消失。

3 音樂的回歸

音樂回歸紐約的街頭，也許意味著彼時紐約已經在消化創傷了。而我也是一段時間後才想起來，音樂的「消失」和「回歸」，似乎也是紀錄片中坂本龍一自己的經歷。

2014年的時候，坂本龍一確診喉癌。他首先做的也是暫停工作，暫時休息，專心治療。「不要試圖尋求音樂上的救贖，这是我最真實的感受。在接受治療的過程中，根本沒有那樣閒暇的時間」[1]。他後來在家裡也是靜靜地吃飯，刷牙，服藥，紀錄片裡的這些片段中也尊重了這種寂靜，沒有安排配樂。

我想起最近才想到的《月亮忘記了》一書和幾米的癌症康復之間的可能關係。雖然1998年至今，幾米出版了很多作品，但是對於確診血癌的1995年，幾米的自述是：「一九九五年，我什麼事也沒有做成……」（幾米，《故事的開始》，P24）

而直到治療結束後約半年的時候，岡薩雷斯·伊納里圖找到坂本龍一，希望他考慮爲電影《荒野獵人（The Revenant）》作曲，坂本龍一才試著重新開始以音樂人的身份迎接新的挑戰。[2]

4 尾聲

紀錄片裡，坂本龍一說，確診癌症的那年，他原本正想做一張專輯，但爲了專心治療便推遲了。而在癌症康復後，想必是有了新的體驗和想法，坂本龍一說他決定把之前的構想推倒重做。最終便成了《async》這張專輯——大概可以說正是坂本龍一那「消失」又「回歸」的音樂的一個標誌，映照著他患病又康復的歷程。

紀錄片差不多要結束的時候，是一段坂本龍一在室內音樂會上用合成器演奏專輯中的樂曲《solari》的片段，曲名來自塔可夫斯基導演的影片《飛向太空/索拉里斯星（Solaris）》，樂曲本身也是以給該片做假想配樂的感覺而創作的。

在片中聽到這首曲子，我有一種難以名狀的奇妙感受，當即覺得影片大概是要結束了，因爲這首曲子和整部影片似乎互爲註解，樂曲中的飽滿蜂鳴也給我一種醞釀已久的情緒終於在創作中「表達成型」的感覺。不過我很難將這些感受用言語表達。我想這也正是音樂、繪畫、舞蹈、雕刻、體育等等各種非言語形式的價值所在，因爲它們能夠包涵那些超越言語的內容，它們也常常能用自己的方式爲一些很難講清楚的問題提供特別的角度，比如「康復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就像無數沒有歌詞的音樂一樣，從言語的角度來說，它們是無聲的，可它們畢竟是音樂，所以它們又絕非沉默。

註：

[1] [2]坂本龙一笔译组，《坂本龙一：患癌之时习惯它，这就是生活》//zhuanlan.zhihu.com/p/70047988

2011 年 3 月 11 日 14 时 46 分日本东北地区发生了 9.0 级的大型地震，这场地震引发了高达到 40 米水墙的海啸，并直接导致了福岛核电站出现了严重的核泄露。

这次三重灾难一共造成了 18,446 人死亡或失踪。此外还有 3,500 人灾后因伤病或自杀而死亡。311大地震对日本社会造成了重大的伤害，6 年后受灾地区的房屋虽然重建，但依旧有超过一半的人拒绝返回家园，上千人因为这次冲击患上精神疾病或自杀。

工作人员形容当时在学校楼顶看到的海啸“就像是一堵黑色的墙”

2012 年，坂本龙一出现在了日本东北部宫城县的一所农业高等学校中，他此行并不是为了演出而是为了去见一架被海水浸泡过的破旧钢琴。

我很好奇，在海啸中被海水浸泡过的钢琴会发出怎样的声音。

坂本龙一用手比着钢琴上的吃水线，身后是曾被海水浸泡的白色幕布

钢琴一旁是有海水浸泡痕迹的白色幕布，白色幕布上有明显的痕迹，表明海水曾经淹没过这里，而钢琴上漆皮胀裂的痕迹，则表明这架钢琴一度在海水中漂浮浸泡，除了断掉几根琴弦以外，几乎完好无损地幸存了下来。

坂本龙一用这架钢琴的音色采样，完成了之后专辑《async》的部分单曲制作。

例如单曲《garden》

《坂本龙一：终曲》拍摄始于 2012 年的夏天，恰逢福岛核电站重启引发了巨大的民间抗议活动，导演Stephen Schible 最初想要拍摄的是坂本龙一参与相关的一系列社会活动以及坂本龙一创作音乐作品的状态，但没想到自此开始发生了更多意料之外的故事。

坂本龙一在核电站重启后的首相府邸前发表简短的抗议演讲

在陆前高田市立第一中学的前避难所中，人们围坐在地上，屋内唯一的照明除了出入口的灯光，就只有围住的一台钢琴的几个光柱。人们在等待前来灾区慰问的坂本龙一，从90年代越来越关注日本社会的教授，总会在类似的场合出现。

坂本龙一与观众们打了招呼，请大家“请尽量以最舒服的状态享受音乐”，然后开始与小型弦乐队合奏经典的《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此时的这首歌像是在歌颂树林和阳光，又像是坚实的精神避难所。

不幸的是，在纪录片《坂本龙一：终曲》拍摄开始的第三个月，摄制团队和坂本龙一同时得知了他罹患喉癌的消息，当时导演考虑到坂本龙一的恢复疗程，拍摄工作曾一度停摆。

但坂本反而鼓励导演史蒂芬·野村·斯奇博继续进行纪录片的工作，因为他深知自己的癌症在拍摄期间被发现本身对于纪录片的拍摄来讲是一个不可错过重要的戏剧性转折——即使对于自己有些残忍。

看到自己儿子在偷拍自己的时候教授羞涩的说“好难为情啊”

坂本龙一的儿子作为一名独立的电影制作人也参与到了拍摄中，很多家中的镜头都来自坂本的儿子。所以在坂本龙一家中的很多拍摄过程其实不仅仅是摄像师与拍摄对象的关系，还有父亲与儿子的家庭互动，亲情的温度和情绪的自然流露，使得这些片段有了超越纪录片本身的深切含义。

对于罹患癌症的坂本龙一来说，那架被海水浸泡过的钢琴，“像一具死尸”，这是在三重灾难数万人遇难的社会氛围下，一架幸存下来的钢琴给坂本龙一留下的第一印象。但他此时并不忌讳谈生死，也曾乐观的说，这架钢琴发出的声响是来自大自然的调音结果。

这部影片不仅仅记录了坂本龙一有关社会活动、配乐工作和治疗过程的片段，还记录了他在创作和独处过程中深邃而沉静的思考，以及原始的自然音色采样方式，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细节，看过纪录片的观众们却都会不约而同地感叹“这就是坂本龙一”。

PS.坂本龙一的一段过往

说到社会运动，坂本龙一在学生时代其实就十分热衷，他曾在读大学时前往武满彻（日本著名作曲家，配乐代表作品有黑泽明的《乱》）的表演现场发放反武满彻的小册子，后来与武满彻深谈之后却成为忘年之交，并于 96 年武满彻过世后，在专辑《BTTB》中以一曲《Opus》纪念这位至交。

武满彻作品

原文（附带配曲）发布于QQ音乐专栏：//y.qq.com/portal/headline/detail.html?zid=114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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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电影》杂志与“电影杂志 MOVIE”公众号）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执导了《坂本龙一：终曲》和《坂本龙一：异步》，影迷和乐迷都津津乐道。

这位谦虚温和的导演很喜欢中国，之前去过西藏，逛过广州。第三次到访，是来北京宣传在艺联上映的《坂本龙一：终曲》。才到这个陌生都市，他就被带去芳草地看现代艺术，又被领去吃了小火锅，对薄皮饺子印象最深。

来到采访间时，他手里还拎着工作人员买的一大杯一点点茉莉花茶，说几句，呷一口，相当上道。

M：您跟坂本龙一先生是怎么结识的？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我一直都是他的粉丝。（笑）我爸是美国人，我妈是日本人，七八十年代，我就在东京出生、成长。那时候坂本龙一先生在日本已经非常有名了，我学钢琴的时候，就会经常听他的音乐。等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日子变得格外忙碌，我放下了他的音乐，也放下了别的一切事情。过了很久，到了2012年，我碰巧在纽约的一个公众场合见到他，就很好奇他在忙些什么。我朋友跟我讲了他最近的经历，讲他如何关注环境问题，讲他有了怎样的改变，我就想，这里头应该有个值得去说的故事。于是我通过双方的共同朋友，找到他经纪人的联系方式，然后表达了想做一部相关电影的兴趣。没想到，坂本先生回复了。而且，他居然还看过我拍的音乐纪录片《埃里克·克莱普顿：罗伯特的时间》（2004），我猜他应该是喜欢的，不然不会这么快就答应下来。从那一刻开始，我的生活就改变了。

M：跟大师合作压力有多大？您怎么化解？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他确实是个非常知名的公众人物，至少在日本，还有亚洲其他地区跟欧美。当你走进纽约或欧洲的博物馆时，你就会看到很多18世纪或更早时期的国王画像、名人画像，而我当时要做的事情，其实就跟这差不多。（笑）压力太大了，但也不是没有轻松便捷的路数，毕竟他被人称为“教授”，会出现在日本电视上，只要照着这个范式把他展现出来，其实没有什么难度，说不定五个月就能搞定。但是，我觉得这样对这位艺术家太不尊重了。我想要说出一些深层次的东西，这样确实会让自己背负很大的压力，可通过这部电影，我能够找到很多可以表达的空间。而且，我也扛起了很多责任，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来到中国宣传的原因。

M：坂本先生认可的人不多，通过回忆片段来串起故事的方式也不是他喜爱的，您怎样说服他拍摄纪录片？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可能也是机缘巧合。2012年的前一年，日本正巧发生了大地震，引发海啸以及福岛核电站放射性物质泄露。我是在1989年搬去纽约的，而他也是差不多时间，那对我们来说，这都是发生在家乡的严重灾难。他迫切希望有人能来跟拍，记录这一切，而我恰好出现了。

M：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拍摄？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2012年夏天，我们很快就开始了。那时候他在日本到处跑，有很多的演出，第一天拍摄就是在东京，他正在为一场大型音乐会彩排。我的摄影师迟到了，于是我就临时顶替。与此同时，他还要为“反对重启福岛核电站”发声。乌克兰和俄罗斯政府都会说，切尔诺贝利事故后，那一片是没法住人的，但是日本东北有很多地方，污染更为严重，这就涉及到了人道主义问题，可是相关信息并不明晰。对此，他有很强烈的意识，于是在巡演的时候，就会跟大家演说。整个夏天我都跟着他跑，我们的关系就是在那时候开始建立的。不过我也知道，一部电影只讲这些活动，并不会很有意思，我还是希望能在电影里一并展现他的抗争以及音乐创作，为此，我等了很长一段时间。

M：您总共拍了多久？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5年，就是断断续续，有长有短。头一年我们拍了整整一个夏天，然后等到12月，才去拍那个慈善音乐会，当时他演奏了《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之后又陆续拍了些，到2014年，他生病了，我不想拍他被治疗的样子，也不忍心去打扰他，但他觉得我应该拍，因为这很重要。他是一名真正的艺术家，而且也是一位影迷、电影人，他为电影配乐，跟贝托鲁奇等大师合作，所以他很懂电影，知道如果一部电影缺失这一块，就不会是好电影，所以才他会叫我继续拍摄。那时候，我也在等待他创作新专辑，因为我始终觉得，他得把从外界学到的东西转换成内在的故事，创作出新的音乐，这电影才算圆满。那我就一直等，直到新专辑《异步》面世。

M：他那时候知道电影的主题吗？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这就是电影创作者得花心思的地方了。（笑）刚开始拍摄的时候，我习惯性地没有告诉他太多细节，一直到那年年底，我才透露，希望能拍到他发行新专辑。

M：他是放任您来拍吗？每天能拍多久？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看情况，但基本上是随便我拍的。我都不知道究竟拍了多少小时的素材，反正储量已经是按T来算的。坂本先生生病时，只允许我一个人去家里拍。那时他儿子Neo Sora正好大学毕业，就从布鲁克林回到家里帮我做音效。后来我建议Neo Sora在我离开时拍些东西，于是他一听到父亲弹琴，就扛起摄影机冲到楼上拍摄，跟消防员似的，（笑）所以你会在电影里看到坂本先生无奈的“驱赶”动作。我非常喜欢父子间的这些互动，也正因为儿子在家，我们才能获得那么多私密的好素材。

M：杀青那天，他有什么感受？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说实在的，拍了那么久，他肯定很开心。（笑）在原计划里，举办音乐会那天就是拍摄的最后一天。拍摄期间，我总觉得跟他聊天会浪费时间，（就争取多拍他，）不过这整整五年，也是一场对话。现在感觉很好，压力卸下了，我们能够成为朋友，昨天（指12月14日，斯奇博刚到中国）我在北京闲逛时看到月亮很美，就拍了照片给身在纽约的他，他很喜欢。

M：为什么会有拍摄两部相关纪录片的想法？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第一个原因是，我想要记录下他新专辑诞生的那个瞬间，而正是在那场音乐会上，他首次跟观众分享了新专辑。第二个原因则是，NHK愿意给电影投一部分资金，但需要我们用8台摄影机，拍下音乐会的全过程，而那就会是另外一部完整的影片了。我们准备了一周，拍了65分钟，又剪了一周，用截然不同的方式，迅速完成了任务。说实话，我一开始并不感兴趣，但拍完之后，我觉得挺好的，这样不仅电影有了，衍生品也有了。（笑）

M：那还会继续拍第三部吗？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不知道，这得取决于坂本先生。不过我觉得两部就很好了。最开始接触音乐的时候，我都是去买唱片，而且我超爱双碟套装。（笑）那这电影，我也希望有双碟套装的感觉，就跟很多国家出碟时，都会把两部电影打包在一起那样。

M：还有很多没用上的素材，您怎么处理？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我想要在电影里加入更多内容，涵盖职业生涯回顾、自传内容等等，就像马丁·斯科塞斯处理《乔治·哈里森：活在物质世界》（2011）和《滚雷巡演：鲍勃·迪伦传奇》（2019）那样，但是这并不适合这部电影，毕竟近年的新素材我们已经掌握了不少。内容取舍起来，难度很大，我剪着剪着，背部就出了问题，很痛，坂本先生人很好，给我推荐了他的按摩医生，我去诊治那天，出来后正好碰到他。我心里一咯噔，哎呀，不好。我对剪辑实在太忧心了，一点儿都不希望在这时候见到他，但我还是跟他一起乘坐电梯。他询问了一下剪辑进度，我第一句话就说，“我背好痛！”（笑）他说，“你别整太长，弄得短一些、亲和一些，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是谁，并不会想要花上3个小时了解我。”这让我长了一口大气，然后我的背部很快就好了。我们就朝着现定计划去做。他只会给我提一些建议，但从来不会要求我做成某种类型的电影，这让我对他倍加尊重，因为假如我是他的话，很可能一会儿就要加长这一幕，一会儿就要缩短另一幕。电影弄完后，我们在日本，为铁粉推出了一本很厚的书，刊登了大量的采访内容，然后在套装里，也放入了一些花絮。我们不知道在外面他有多少粉丝，市场会有多大，也许日后这些材料还是有用的，比如等到十周年纪念日什么的再推出。在西方，很多人喜爱他的音乐，但知名度肯定没有在亚洲那么高，所以这电影需要兼顾粉丝以及路人，现在看来，效果还是可以的，很多人听说这是一部“好电影”，就过来看了。像是在纽约的林肯中心，这样一部日语纪录片能够放映六个星期，挺罕见的。

M：他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是在什么时候？有什么反应？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当我们得知要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的时候，只剩下很少时间来准备。配乐和声效是需要他来完善的，而我只能在混音阶段让他来看，那时真是极其紧张，但他只是鼓励我说，这部纪录片很不错。之后电影在威尼斯放映，我就坐在他身边，跟1000名观众一同观看，幸好放映顺利，而他也感觉挺好的，后来还请我吃了顿很棒的意大利餐。这些都是很美好的回忆。

M：所以那时候你们成为朋友了吧？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我觉得就是这首映后。我们合作得很好，但我一开始并不敢说成为了他的朋友，直到我尽自己最大努力把电影做好。而且，他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导师，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

M：电影拍完之后，你有没有对他改观？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这个问题很好。跟公众人物合作的时候，我总会提醒自己，他们就是人一个。他们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们很出色，很有才，很聪慧，这个光有天分是不成气候的。但同时，他们也是人，特别是生病的时候，会让我们意识到，他们也是非常脆弱的。哪怕是他们，一天不也只能吃三顿饭嘛——当然，像我昨天来到北京，因为过于贪心，所以吃了四顿，这个不是太健康（笑）——通过跟他合作，我更明白，当他在创作音乐的时候，也要经历很多磨难和挣扎，所以我就想，这确实是没有特例的。而虽然把他还原为人，我也还是要去观察。不过说到预想的话，我感觉自己之前并没有对他有任何的误解。话又说回来，身为导演，我对他会有一些预先的判断，这样有时候我会希望他能作出某些特定的反应，这样对电影来说也是好的。这就比较讲究技巧了。他非常聪明，当我想要这样拍他的时候，他就会敏锐地察觉出来，然后故意唱反调。（笑）后来我去观察他跟其他音乐家的合作，发现他依然是这样的，比如他会跟一位音乐家一同彩排，跟对方说上台后，他会怎样怎样，结果却会做完全相反的事情。很多音乐家都这样，觉得第一遍通常就是最好的，练得再多也没有什么用，听起来都像是在彩排，感觉会很平淡。这部电影完成之后也是这样，折腾过多的话，就会变得扁平，变得无聊，不再像是为那一刻而生的。这也是我从他那里学到的重要一课，想做什么就去做好了，不要想太多，因为往往原本的结果就是最好的。

M：那为了让他说黑，你是不是要说白？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嗯，因为我觉得他的血型是B。（笑）好了，这我乱扯的，我不知道中国怎样，但血型分析在日本实在太火了。反正，我是学到了，假如想让他往这边走，我就会故意说反，那最终他就会做出我希望他做的事情。（笑）

M：塔可夫斯基用巴赫的风琴演奏圣歌，坂本先生说那是他在心里尚未成型但很想尝试的概念之一，他由此出发，但要绕开巴赫去写。您觉得他超越了吗？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我不好评价坂本先生的水平。塔可夫斯基是一位令人惊叹的艺术家，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很好地理解他的作品，因为每次看他的电影，我都会被震撼到、触动到，都会有新的体会。他们二人有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所处的时代不同，塔可夫斯基那会儿，最好的音效似乎就是立体声，还是说那还只是单音轨录音？我也不太清楚他有没走到立体声的时代。但坂本龙一的《异步》是5.1声道的，非常惊人。电影快要收尾的时候，他整出了一个5.1声道的混音，我跟剪辑师听过之后，在录音室忍不住惊叫起来。（笑）我还不到评判他们水平的程度，但我很熟悉坂本先生的音乐，感觉上他的音乐思考有着三维空间似的，所以我在几个星期前，为《坂本龙一：终曲》的中国市场弄了一个DTS:X版本，这比5.1有了更多声道，要是可以的话，希望你们去看这个版本，不行的话再选择5.1。毕竟，他的音乐太有震撼力了，从这个角度看的话，也许他跟塔可夫斯基是可以在同一个水平上的。不过技术进步了，可能也就更震撼了。

M：他在北极圈，说自己在“钓声音”，这说法太有意思了。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这源自于坂本先生非常钦佩的美国作曲家约翰·凯奇，他很受中国的佛教禅宗影响。禅学在日本也非常流行，还被带去了美国。凯奇认为万事万物都是音乐，他有一首名曲，大概四分钟，没有任何乐器伴奏，而你会听到听众发出声响，它的整个概念就是，你要打开双耳，去听生活中真正的音乐。坂本先生非常吃这一套，还把它带到生活当中。所以我想他是相信万事万物都是音乐的，那么，当他在北极圈“钓声音”，他实际上在聆听世界的心跳，而这也是电影的主题。不过，我觉得世界的心跳不是很好，要是你去检查地球的脉搏，就会发现它生病了，我们制造出很多的问题，甚至远到北极圈的冰也无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当我们完成电影之后，它融得更多，更快。我想，既然他是一位音乐家，他也会感受到脉象并不好，因此他很担忧。但是，他还可以创作音乐，就像日语也会用汉字那样，即便是日语音乐的声音，也能让你找到平静。可以说，他处在一个非常奇怪的位置，一面担心，一面又要安抚别人，但我很喜欢这种矛盾性，而这也是这个故事想要呈现的。

M：肯尼亚之行后，他找到了根吗？根怎样影响他的创作？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他一向对音乐人类学很感兴趣。很早之前，他就想当一名普通的音乐人类学家。当他在东京的音乐学院学习音乐时，他有一个很厉害的老师，正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不知道他在肯尼亚找到了什么，但我想，他之前得到的回应是纽约的911恐怖袭击，因此他想要在旅途寻找答案。他是一名音乐家，特别是在80年代的创作中，会从全世界各种音乐元素里寻找到独一无二的表达。《末代皇帝》的配乐之所以能够那么快创作出来，而且完成得那么出色，是因为他能够尽一个外来者的能力，去理解不同文化中的音乐。那次去非洲，也许让他有所改变，但那只是让他对生活的基本理解得到一种肯定，而这些都是来源于同一个渠道的。许多天赋很高的音乐家都能意识到这一点，不管是约翰·列侬还是坂本龙一，然后他们都在面对世界时陷入了某种困境。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世界上没有国家，只有一种音乐。诚如他在电影里说的，种族划分不过是一出闹剧。但你知道，艺术家的工作就是这样去说，可能公司员工就会有另外一种视角，但身为艺术家，他一直都知道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相。

M：他现在还有那种创作出好作品的紧迫感吗？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我刚开始拍他的时候，曾经见证过他从一大早一直工作到大半夜，而且他会同时做很多事，会跟多位音乐家一同录制，就像是集舞台上7位完全不同的音乐家于一身，说得形象点，他就像是有着12只手，（笑）什么事都可以迅速完成，而且身强力壮。对于一个故事来说，说这些并没有什么趣味性可言，但他就是这么厉害。只是生病后，我也见到了他极度脆弱的状态。即便是现在，他也会说自己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因此想要创作一些不会以此为耻的作品。看到他作为凡人的这一面，让我感到非常难过，但我也能够见证到他的音乐是如此纯粹而有力。只要他的意图也是这般纯粹，这般具有普世性，那么这部电影对于观众来说，也就是有意义的。要知道，一个天才非常棒，非常高效、能干，那这只是一个寻常故事，但当这样的人在接近死亡时，同样能够找到自己的声音，那么就非常动人了。

M：他在自传里曾感叹自己应该不会对任何事情感到眷恋，您觉得他现在变了吗？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他这样说的时候，还没有经历过大病。那当他变得这样脆弱的时候，我觉得他成为了一名更耀眼的音乐家。他不是那种慈悲的人，但是他也更多地感受到了人间疾苦，而音乐多少有点像是站在痛苦的对面的，因此去理解痛苦，其实是好事来的。

镜头一：核电站重启后，日本东京首相官邸第一次抗议活动。坂本龙一一身西装，黑框眼镜，语气平和：“我也反对核电站重启，大家不要因为一两座核电站重启了就灰心丧气。这是一场持久战，我们要下定决心，坚持到底。”

镜头二：路前高田市立第一中学，前日本海啸避难所。 坂本龙一身穿黑色西装，黑色高领毛衣，发如雪，唏嘘的胡茬，因病略显沙哑的嗓音，谦逊的态度，问好。告诉观众冷的话站起来活动一下也无妨。大家怎么舒服怎么来。坐定，《战场上的圣诞快乐》的主题音乐响起……

镜头三：坂本龙一早餐，切好的水果，有香蕉、奇异果、苹果和可能是梨，一壶茶，清淡。餐后，各式各样的药物一小堆儿，放在一张亚麻手绢上，因为手术，唾液分泌量是常人的70%，吞咽困难。神情平静，无喜无悲。

这三组镜头来自纪录片《坂本龙一：终曲》的开篇，三组镜头，勾勒出坂本龙一的三重身份：社会活动家、音乐家、病人。2014年7月，日本著名电影配乐大师坂本龙一确诊咽喉癌，遂中止工作。关于坂本龙一患病和康复的故事，记录在另一部纪录片《坂本龙一的700天》里，而这部纪录片，这记录了他另外两个身份的故事。

坂本龙一最为人所熟知的身份当然就是电影配乐了。而这一切，开始于日本导演大岛渚的那部《战场上的圣诞快乐》。影片拍摄于1983年，导演大岛渚找到坂本龙一出演这部电影，而受宠若惊的坂本龙一则打蛇随棍上，声称如果让我配乐，我就参与演出。好在大岛渚导演答应了，让我们不仅收获了传世金曲，还让我们有幸目睹两位音乐巨人坂本龙一和大卫·鲍伊在银幕上相爱相杀。

这部电影让作为音乐人的坂本龙一声名鹊起。几年以后，他又接到一个演员的工作。在贝托鲁奇的电影《末代皇帝》里出演角色。影片拍摄辗转于北京、沈阳、长春等地（纪录片里出现了长影），来到长春之后，一天导演突然说，龙一，你给溥仪在长春“登基”这场戏配一段音乐吧。原来在这儿等着他呢。1988年坂本龙一凭借《末代皇帝》获得第60届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

到了1990年，坂本龙一参与贝托鲁奇的电影《遮蔽的天空》的配音工作。一天夜里，当乐队都已经准备好录音时，贝托鲁奇突然说，龙一啊，音乐开头的部分我不喜欢，能不能改一改？这个要求让坂本龙一很挠头，他认为这不可能办到，而且四十几个人在那等着呢。贝托鲁奇悠悠地说道：如果是莫里康内，就肯定能做到。坂本龙一吃了这个激将法，他能我也能。

坂本龙一说：“电影配乐工作其实是一项很被动的工作，你要根据导演的要求谱写音乐，并没有很高的自由度。”但同时，也因为有了这些条条框框，反而形成了某种挑战，激发了音乐家的灵感和野心。这感觉有点像中国古代诗词里的词牌或曲牌，它们束缚了表达，却也锻炼了表达。

坂本龙一似乎有点灾难体质，总是能亲历某些重大的天灾人祸。比如美国911事件的时候，他就在纽约，甚至从窗户就能看到双子楼。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心灵震撼。当然，被震撼的还有整个世界。据坂本龙一回忆，事件爆发七天之后，人们聚集在广场上为死难者祈福，年轻人们唱起了卡朋特的《昨日重现》，坂本龙一这才意识到，原来他已经有七天没有听到音乐声了。

坂本龙一震惊于人类的分歧，在他看来，人类都是从非洲走出来的，本不该有种族之别，然而如今，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如此之大。有感于此，他写下了音乐作品《分歧》，这是他提出的问题。之后，他又自己试图给出答案，写下了另外一部作品《只有爱可以化解仇恨》，这是他在集会上看到的标语。或者说，坂本龙一对世界的理解带着艺术家的浪漫气质，但作品却充满了力量。

这样的表达，自然也不会在日本311大海啸上缺席。而在他年轻的时候，还曾经写下过《圣歌》，这是对原子弹这个可怕武器的反思。音乐会上，银幕上反复出现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画面，他的话被剪辑成一个词反复播放：死亡。当年，奥本海默在两颗原子弹投向日本之后，跟美国总统杜鲁门说：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对坂本龙一来说，既然有人倾听他的音乐，他就有必要用音乐为这个世界发声。我想这是知识分子的担当。坂本龙一是音乐家里的知识分子，他被乐迷们亲切地称作“教授”。

度过了这等波澜壮阔的一生之后，如今的坂本龙一回归平静。一场大病似乎让他进入了人生的一个全新阶段。热衷于电子乐和实验音乐的坂本龙一，对从自然和生活中寻找声音乐此不疲。每当找到难以置信的声音时，他的脸上就会露出孩童般的笑容。或许这才是坂本龙一的灵感长盛不衰的原因。因为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他对生活充满了热爱。

在《西西弗神话》里，作家加缪谈到了他的人生观：一个人若想将人生发挥到极致，就要依靠勇气和理性：“前者让他知道，生活不需要祈求笃信宗教，要认识和接受自己；后者让他明白自己的局限。明白自由的有限……以及人之必死，就能在有生之年活出生命的极致。”我觉得，坂本龙一用他的人生践行了加缪的人生观，而为他提供力量的，则是音乐。用他自己的话说：“只要能够创作音乐，就感到相当幸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