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

还记得2006年第56届戛纳金棕榈奖《大象》Elephant”片名的由来？导演（编剧）格斯·范·桑特Gus Van Sant说关于片名的想法来自1989年Alan Clarke的同名短篇暴力电影，“大象”这个词意指something metaphorically huge that we all see and we all choose to ignore（若房间内出现了一头大象，那么因为它如此巨大，虽然大家都看见了它，但所有人都选择自觉无视它）。

片尾坦克在阳光灿烂的一片耷拉脑袋的向日葵地里，噶然而止，也是这么个意思吧。

战争和人类的关系，就像疾病，永远的恨，永远的躲不开。我个人以为这是《无主之地》之后，最好的描写战争题材的电影。怵目惊心。
一双双眼睛直指人心，战士的，“恐怖分子”的，孩子的，母亲的，俘虏的……我不能描述，选择无语。

《黎巴嫩》是2009年国际影坛的一颗遗珠，虽然摘得金狮大奖，然而在以色列电影学院奖评选中败给了《阿亚米》（Ajami），丧失了参与最佳外语片评选的资格代表。然而正如金棕榈《白丝带》（A White Ribbon）和金熊《伤心的奶水》（The Milk of Sorrow）也不对奥斯卡路数，即便《黎巴嫩》入围了，它定然是走不到最后。这是一部很极端的片子，导演是不知道哪冒出来的新人。它讲的又是战争与政治的热门主流话题，电影色调灰色昏暗，弥漫着冰冷的情感和恐惧的情绪，怎么看美国人的待遇都好不到哪去。

即便选择了同一场战争，相比形式多变、内容丰富的《和巴什尔跳华尔兹》（Waltz with Bashir），《黎巴嫩》不仅视角单一，经常只看到人物的一半面孔，辨别不清。人体被黑色的尘灰和油污所包围，故事更被压缩在一天一夜和一辆坦克里面。在影像和音效风格上，它接近于2008年的《波弗特》（Beaufort），画面真实粗粝充满不安。由于场景局限，有很多时候，当坦克在行进跟逃亡中，周围的机器轰鸣和噪音声响被用来拓展画外空间想像。

话虽如此，如果你想感受下电影技术的潮流前沿，或者说想见识下电影还可以这样拍，那么《黎巴嫩》无疑是个出色的范本，值得慢慢拆解，观摩学习。我觉得影片首先胜在出奇不意，开头一片向日葵海让你不明所以，接着就跟机枪手一起跳进坦克中，久久都出不来。等到最后你会发现这就是一个陷阱，导演强迫所有观众跟他一起掉进其中，重回当年战场的杀戮当中。其次机枪手的主观视角震撼刺激，当他无法开火和被迫开火时，那种焦灼不安简直就是观众参与其中，成为主人公的化身。不需要逼真的3D技术，游移放大的瞄准镜就会让人体验到生不如死的痛苦，继而是惊骇和麻木。你可以听从命令，但你怎么轻易说服自己。

坦克里有四个人，分别是态度冰冷的指挥官、话唠多嘴的装填员、忧虑紧张的驾驶员以及内心不安的机枪手。交代人物性格上，导演借助简单对话来完成提示。中间陷入争执冲突，由于镜头无法及时跟随，实现对打，有时候会分不清哪一句是出自谁口。还好这一切都不重要，当四个人的性命和坦克锁定在一起时，他们的差异不同和心理转变就像一个人身上的各种反应，有不以为然洋洋得意、有紧闭双眼无法应对、有吓得腿软尿裤子，而这个人又可以成为任一踏进战场的士兵化身。

作为一部良心电影，《黎巴嫩》没有讲述这辆坦克如何饶勇善战、士兵如何坚决果敢，这帮新手菜鸟当真没有太多实战经验，惊慌怯战更是常事。裹着铁皮护甲的坦克尚能轻易被火箭炮攻击，脆弱的人心更加无法招架。不用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塞缪尔·毛茨就是当初坦克里的机枪手。如果你听过一些肢体横飞、血浆四溅的战争描述，那《黎巴嫩》还远远算不上重口味，它的口味之重全在电影的形式本身上面。【南方都市报】

《黎巴嫩》 Lebanon

导演：塞缪尔·毛茨 （Samuel Maoz）
主演：尤阿夫·多纳特（Yoav Donat）

导演个人生命体验中最糟的时刻之一，影片是一场令人信服的重演再造。也许枝节内容上可能没有百分百精准，然而他无法忘记。 ——Dan Fainaru(《每日银幕》)

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一辆坦克、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场战争中，作为一部创造性的“室内剧电影”，它既有形式上的挑战，同时更能把幽闭恐怖症的真实体验传递给观众。 ——Derek Elley(《综艺》)

原文地址：http://www.qh505.com/blog/post/3516.html

大片大片的向日葵，在招展，在开放，在成熟，当世界以一种诗意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再也听不到炮声，再也看不见死亡，再也没有撤退的命令和进攻的指挥，甚至再也没有城区、居民和士兵。可是，在这一望无际的鲜花世界里，在这明亮的白昼时光里，在向日葵中间，却停驻着一辆坦克，一辆架设着炮火的坦克，一辆刚刚冲出包围圈的坦克，一辆即将奔赴下一个战场的坦克。鲜花和坦克，以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组合在那里，是坦克将摧毁着美好的诗意，还是鲜花会消融战火的恐怖？

前者叫突兀，后者叫淹没，前者是破坏，后者是反战。而其实，前者只是停留，后者只是点缀，只有打开坦克顶部的盖子，才能从黑暗的内部世界里走出来，才能看见明亮的光，才能呼吸自由的空气，才能看见盛开的花朵，不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却让人看到光明和希望，看到生命和生长，这是远离战争的美好场景，可是，对于这一架还要执行任务的坦克来说，这不是终点，这不是归宿，远方，以及远方更远处，还有新的任务，还有新的黑暗，还有新的战场，还有新的死亡，只有坦克向前行驶，才是必然的。
 
必然的道路上，是偶然的经过，必然的战争里，是偶然的诗意，而这种偶然是脆弱的，是哀伤的——只需要一颗炮弹，这一片花海就会被摧毁，就会成为废墟。弱不禁风的美好只不过变成了一种梦幻，而以梦幻开场，以梦幻结束，暂时逃离那硝烟，那战火，那死亡，何尝不是发自内心的呼唤？何尝不是拒绝战争的态度？

1982年，黎巴嫩，在此时此地，只有必然的战争，只有必然的死亡。“犀牛”也好，“灰姑娘”也罢，在被这样一种诗意的名字命名的时空里，它们却指向那冰冷的坦克，指向冷酷的枪炮，指向血淋淋的现实，指向那些被叫做“敌人”的人群。而在这“犀牛”的内部世界里，也只有油腻、黑暗、混乱的空间，它被执行任务，被发射炮火，它的眼前只有被摧毁的废墟，只有被消灭的敌人，只有被击中的目标。作为战争中的存在，它的名字叫做“武器”。而在这个巨大、冰冷、保护自己和屠杀敌人的武器里，被看见的一切也都无法逃脱战争的一切规范。

一个十字准星的瞄准镜，是面向外界的唯一出口，它可以对准敌人，可以瞄准目标，可以发射炮弹，可是，从这唯一的出口里，却也望见了世界存在的一切残酷。那个从街上跑走的小孩，目光是带着愤怒的，那个平静地坐着的老人，目光里是含有仇恨的，而那个失去了丈夫和孩子的女人，目光中更是绝望，是的，他们是活着的人，他们不属于敌人，不属于恐怖分子，不属于打击的目标，但是在他们的眼光里已经看不见希望，他们一视同仁，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是以同样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恐惧。

而活着的人之外，是那些死去的人，死去的牲畜，一只驴子倒在地上，已经不会挣扎，但是它的嘴还在动，他的眼还在转，对于它来说，奄奄一息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老人的旁边是一个头倒在桌子上人，血模糊了他仅剩的脑壳：那个男人被恐怖分子击中之后，整个身体从楼上掉落下来，重重地摔在地上；还有那些被剥去了皮的动物尸体，还有那些在废墟里再不会起来的无辜平民，甚至还有不断前进而遭到袭击的士兵，也是血淋淋地出现在瞄准镜里。

但是，这瞄准镜绝不是简单观看的窗口，它作为武器一部分，最大的意义是射击。但是谁来射击？他是被执行命令的士兵，他是看见了死亡的战士，他是无法逃避和选择的射击手，“我从没有杀过人。”这是史慕里惊恐的声音，一个没有经历过炮火的新兵，一个没有看见过如此惨烈死亡的战士，面对着手中的发射按钮，他的手是颤抖的，他的心更是恐慌的。看见那些老人无助的目光，看见少年愤怒的目光，那些妇女痛苦的目光，史慕里犹豫过，但是战场的忧郁却可能导致另一场悲剧。当那辆小车驶进他们的视野的时候，起初的命令是用炮火警告，但是在一瞬间前方的伞兵才发现是恐怖分子装扮成平民，再一个命令是开火，但是史慕里犹豫了，就在这犹豫中，敌人的枪声响了，恐怖分子逃离了汽车跑进了香蕉林，失去了机会，却也使得自己人被杀死；而第二次，当前方出现卡车的时候，前方的直接命令是开火，史慕里按下了发射的按钮，却发现那是一辆装鸡的平民卡车，但是打出去的炮弹使得那个可怜的老农失去了脚和手，他在地上痛苦地呻吟，却再也无法站立起来，但是行进的士兵为他补了一枪，死亡，就是这样，从来都是直接而残忍的。因为犹豫而错失了打死敌人的机会，又因为执行命令杀死了无辜平民的死亡，对于史慕里来说，这就是一种战争的煎熬和残酷。而第三次执行任务发射的时候，在瞄准镜里是被恐怖分子劫持的一家人，人质在哀求，敌人在叫嚣，史慕里在命令中又一次经历了挣扎，他在尽可能最小牺牲的情况下开炮，恐怖分子被击毙，而那个幸存的妇女也失去了丈夫和5岁的孩子。

“你以为在过家家？这是战争。”这是坦克“犀牛”里的指挥官阿瑟对他的怒喝，是的，这是战争，这是战场，只有命令，只有射击，犹豫和放弃，从来不是一个军人的职责，但是实际上，如果每一个人走向战争都没有挣扎，都没有怜悯，那人无非是一个工具，而战争的残酷性或者就是要把人当成是工具，泯灭人性，只有你死我活，只有不惜代价，才能最终成为胜利者。但是在这个幽闭、狭窄和黑暗的“犀牛”内部，在这个看上去相对安全和封闭的世界里，射击手、装弹员、驾驶员、指挥官四个人却在这个与外界隔绝的世界里，完成了关于战争的另一种命名，甚至是一种有限的颠覆。

史慕里的犹豫和痛苦，是回归一种人性，他说：“我不想自己的手上沾上他们的血。”而赫泽，这个参加战争时间最长的士兵，却总是抵抗着指挥官阿瑟的命令，他说自己很累，他指责那是“破命令”，甚至他想到了两周之后自己会有度假期。史慕里和赫泽，都在抵抗着命令，都在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唤。而伊高似乎是感情最丰富的一个人，他想起了小时候父亲葬礼上的故事，女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告诉了他这个消息，他抱着女老师，女老师的身体接触到他，让他有了某种冲动，“帐篷式的顶起”使得他不愿离开老师，假装哭泣中抱得更紧，而身体上的摩擦让他体会到了快感，父亲的死本是一件悲伤的事，然而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却是冲动和兴奋，这是一种对死亡的颠覆，最悲伤的情感唤醒了性意识，而这种唤醒和释放却也成为本能的释放，而坦克里的是个人在这样的讲述中，似乎又回归到最为一个人的存在意义。

而伊高在坦克里，也总是惦记着母亲，他希望部队能够通过特殊的方式给母亲报平安，“也许母亲在整理我小时候的照片，她会把照片分成黑白的和彩色的。”对母亲的思念成为最温暖的一幕，似乎也让他们暂时忘记了外面不绝的战火，忘记了随时可能的死亡。而指挥官阿瑟，在那个叙利亚战俘面前，却也处处体现一种人道主义精神，被绑住的战俘总是要尿尿，他拿过那个黑色的盒子，解开他的裤子，然后就蹲在他的身边等他解好。而当他们陷入敌人的包围圈，甚至一度和前方失去联系的时候，阿瑟下达了“向北突围，投入战斗”的命令，而在执行行动之前，他拿出剃胡刀，喷上泡沫，将拉碴的胡子刮干净，因为他说：“不能脏兮兮地上战场。”上战场仿佛是一个仪式，必须体现人的尊严，而他对于战俘的态度同样是一种平等的态度，所以在那个长枪党的人对战俘威胁要挖出一只眼睛割掉鸡鸡的时候，阿瑟却对战俘说：“我们不会杀了你。”

四个人的谈话，四个人的故事，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逃避战争躲避死亡回避痛苦，这是人性的某种回归，而那破碎的玻璃后面的裸体海报，那镜头前废墟上的圣母画像，那被看见图片里的巴黎埃菲尔铁塔、伦敦大本钟、纽约摩天大楼，都像是对于战争的颠覆，对于和平的向往。而那个“犀牛”的铁皮上也印着这样的话：“只有人才是钢铁之躯，坦克不过是一摊金属。”坦克只是冰冷的金属，人才是真正的力量，这就是一种态度，就是一种精神。

但是这个幸福安宁的世界，却是易碎的，坦克外面是随时射击过来的子弹和炮火，是随时可能的死亡，而坦克里面，尽管有故事，有温情，有人性，但是却无法真正逃避，坦克是此次战争的一部分，负责清除障碍、封锁道路，负责打击敌人，掩护部队，而当顶上那个盖子打开的时候，可能会放下来一个死去的士兵，可能会交给他们一个语言不同的战俘，同样是鲜血，同样是死亡，其实和外面的世界相连。行动指挥官贾米尔进入坦克，他便下达了此次行动的两大任务，在他的口里，磷弹必须叫做烟雾弹，俘虏被称为“蟋蟀”，战争是不折不扣执行的命令，也是将一切正常的东西被改写、被命名而纳入其中。而当坦克偏离路线必须离开的时候，每个人都闻到了窒息的味道，因为偏离路线意味着陷入敌人的包围圈，意味着可能遭受打击，也意味着生命的瞬间终结。

已经受损严重的犀牛，在阿瑟下达的“杀出一条血路”的命令中，在伊高惊慌而喊出“我想回家，我想妈妈”的哭泣中，在坦克无法启动众人的恐惧中，终于迎来了最惨烈的打击，强烈的震动和受损让所有人感受到了战争的威力，以及战争的残酷，刚刚接通的对讲信号里传来：已经和家人报平安，是对伊高当初提出的“愚蠢的要求”的回应，可是伊高再也无法听见了，生命变得那么脆弱，一阵颤动，一阵晕眩，一阵黑暗，等恢复过来的时候，伊高已经在鲜血淋淋中死去，他的眼睛却睁着，仿佛在传递着一种无法瞑目的遗憾，像是一个反讽，报平安和死亡，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就像是战争带来的两面，一面是生命，一面是死亡，它们从来不是隔绝在两个世界，就在一瞬间，那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会让鲜活的生变成永远的死。

封闭、逼仄、黑暗、混乱的坦克内部，容纳着小小的人性世界，也走向短短的人生之路，在危机四伏、硝烟弥漫的战场，谁都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开始，又会在什么时候结束，而即使他们在夜晚翻过去之后，在战斗平息之后，在死亡发生之后，迎来了黎明，迎来了光亮，迎来了平静，也迎来了满世界盛开的向日葵，灿烂如此，就像生命应有的样子，绚烂，缤纷，闪耀着成长的力量。但是即使每个人都想要沉醉在这花海中，也只是一个短暂的想象，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下一个任务还在等待着，下一次突围还在准备着，或者，残酷、直接、无从选择的死亡也在前方，而坦克上的那句话已经变成了另一种说法：“没有人是钢铁之躯，他们和坦克一样不过是一摊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