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

1927年3月6日，党国元老吴稚晖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闲谈，在坐的有同为元老的钮永建、民主人士杨杏佛和共产党员罗亦农。吴问陈：“那末据你判断, 列宁的共产, 行在中国要若干年呢？”陈答：“20年足矣！”吴惊骇至极：“那末岂不是国民党的寿限 , 止有十九年 , 便要借尸还魂了呢！”罗责怪陈过于直白。举座默然。

1927年3月27日，吴稚晖在前一日的日记中详细记下了上一段对话，在联络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等元老后，于夜间进入蒋介石行营，游说蒋介石与中共翻脸。4月2日，有意避开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和同情者，致信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要求查办中国共产党。

1927年4月6日，在列强支持下，张作霖之末代北洋政权包围并搜查苏联大使馆，李大钊及其夫人赵纫兰并长女星华次女炎华被捕，长子葆华恰巧外出，迅速被挚友周作人、沈尹默等人掩护起来，先藏于沈尹默弟弟沈士远家，后因周作人夫人是日本人且沈家离侦缉队过近，藏于周作人家。由于李大钊是北京大学教授，社会各界积极营救，张作霖虽有列强支持与苏联断交，剥夺李大钊等人受到的外交豁免权庇护，但仍面临很大压力。为此他给北洋系将领如张学良、张宗昌、孙传芳、吴佩孚、阎锡山等发电征询意见，除阎锡山没有回复，其余将领都主张立即正法。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亦给张作霖发来密电，建议“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1927年4月12日，在江浙财阀和国民党西山会议派支持下，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4月28日，有“南陈北李”之誉的李大钊于北京英勇就义。当日晚上，赵纫兰母女三人被释放出狱回家，但却对大钊先生已经牺牲的消息一无所知。次日晨，李大钊的舅舅周玉春上街买报纸，看到了李大钊被处决的消息，嚎哭回家。《晨报》记者记述：“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加剧，以致卧床不走。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身为创党元老的李大钊，身体力行，长期深入农工，就义后家贫无力打点军阀政府以求安葬，只能暂茔长椿寺，由警察看守 。赵纫兰等人被强行递解回河北老家，李葆华在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人支持保护下远赴东洋留学。挚友白眉初（地理学家，最先在地图上划定南海“九段线”）本拟为大钊先生送葬；京师德昌杠房掌柜伊寿山虽平生“最恨共产”，却敬佩大钊先生学问人品，只以半价出售柏木寿材一幅（古之帝王礼“黄肠题凑”就是柏木），并亲自帮忙入殓；军警不许，横加干涉，伊寿山被捕，多方保释方才出狱。

1927年6月25日，陈独秀长子，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被捕，自称是工人陈友生路过，转托亚东书店经理汪孟邹营救，汪请托胡适，胡适念及老友长子，携汪请陈独秀“老友”兼陈延年“老师”吴稚晖帮忙。当年陈延年在法国留学时曾受教于吴稚晖讲授的无政府主义，后入中国少年共产党，吴稚晖写信与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恭贺其捕获共党“巨匪”陈延年，陈延年身份暴露。

7月2日，陈延年被处决于龙华，4日汪孟邹和胡适才于申报得知自己求错了人，抱憾终身。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有杨虎致吴稚晖手书：“稚晖先生赐鉴:昨奉手教,过承嘉许,虎受宠若惊,敢不益加奋勉。逆党奸恶,人天共愤。陈延年阴鸷凶狠,巨憝中之巨憝也。洵如长者所示,第其狡诈百出,趋避多方,经虎煞费心思,卒得就擒。”

1928年4月15日，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被捕，21日于龙华英勇就义。

6月6日，陈独秀次子、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的陈乔年于枫林桥英勇就义，陈独秀长女陈玉莹携三弟松年再次奔赴上海，欲为二弟收尸而不得。一年之内，长兄与二弟相继被捕就义，玉莹悲愤之下，于上海呕血而死。

同年，东北易帜后，原效力于北洋政权的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王振南被蒋介石赏识，以其处理李大钊之功劳，任命其为上海第一特区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月支薪400大洋及办公费400大洋。

1931年2月7日，王振南主持杀害了“龙华二十四烈士”，死难烈士包括林彪堂兄林育南、我党首批53名党员之一的何孟雄、左联作家柔石等。同年新任司法部长罗文干闻听上海有此月入八百大洋的肥缺，欲为同党谋取，问于次长郑天锡，郑次长答曰“此蒋委员长之人也，不可轻动”。

1932年10月15日，由于叛徒费克勤检举，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费克勤之小姑母即费侠，1931年因顾顺章叛变被捕，费侠被捕后亦叛变，后嫁与中统特务头目徐恩曾。早在“中东路事件”时期就被开除党籍，后又被动成为托派分子，但陈独秀仍然战斗在反帝反封建反投降一线。虽然有章士钊为其辩护，国内外文化名人为其求情，最后被以“危害民国罪”判处徒刑13年。

1933年4月，重病且自知不久在人世的李大钊夫人赵纫兰携幼子弱女登门拜访李大钊昔日北大故友以求全李大钊身后事。由沈尹默、周作人、胡适等人发起，每人捐款20大洋，梁漱溟、鲁迅等人捐款50大洋，戴季陶捐款100大洋，陈公博捐款300大洋，汪精卫捐款1000大洋，为李大钊在北京万安公墓购置墓地，并预留赵纫兰之墓地。4月23日，我党地下组织为李大钊举办公祭并送葬。《晨报》4月24日报道：灵前挽联“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妇女联合抗日救国会送挽联“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哪用我辈哭先生”；白眉初送挽联“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送无字布幛一付，仅在上款书“守常先生不死”，下书“张崧年”。由刘半农先生敬书 《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李君墓碑》 ，惜乎不出数日，被军警破坏。

5月28日，赵纫兰病逝，被葬于李大钊之侧，鉴于上月所书墓碑已被军警破坏，刘半农先生再次为李大钊先生与赵纫兰女士书写墓碑，仅书讳字、籍贯、生卒年月日及立碑子女姓名。三年后，中共河北省委追认赵纫兰女士为共产党员。

1933年4月26日，由瞿秋白先生执笔、鲁迅先生修改标题及部分内容并署名的杂文《大观园的人才》发表于《申报·自由谈》，开篇第一句：早些年，大观园里的压轴戏是刘姥姥骂山门。那是要老旦出场的，老气横秋地大“放”一通，直到裤子后穿而后止。当时指着手无寸铁或者已被缴械的人大喊“杀，杀，杀！”那呼声是多么雄壮。所以它——男角扮的老婆子，也可以算得一个人才。这句话说的就是倚老卖老的吴稚晖，名为革命，实为民贼。

1933年6月18日，因长期协助共产党活动和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加之九一八后批评国府不抵抗政策，杨杏佛与其子杨小佛于法租界中央研究院分院路口被蓝衣社（军统前身）特务暗杀。特务从四角对汽车射击，弹如雨下，司机当场身亡，杨杏佛身中三弹仍将杨小佛死死保护在身下，附近汽车行的外籍雇员贝柯克闻枪声赶来营救，总算是保下了杨小佛。杨杏佛先生一直是人民解放事业的支持者，曾营救过被捕的陈赓、丁玲、廖承志等人。两日后，鲁迅先生不顾特务威胁，走出家门参加公祭，并送挽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1936年12月12日 ，西安事变。据陈独秀表弟兼一生的追随者濮清泉后来回忆，消息传进监狱的高墙后，陈独秀托人准备了点酒菜，先斟满一杯酒，高呼：“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于是他把酒酹撒在地上。又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延年啦，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1937年8月23日，国民政府以“爱国情殷”为由，提前释放陈独秀。蒋介石以朱家骅为使，提议供给每年十万元，由陈另行组党并出任劳动部长，被陈言辞拒绝。

1937年9月10日, 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林伯渠, 提出了对陈独秀等人的原则：“ (甲 ) 我们不拒绝同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 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 。 (乙 ) 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 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 。 (一 ) 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 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 。 (二 ) 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 (三 ) 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 (丙 ) 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条件实现之后, 可以考虑。早在1932年，因托洛茨基提出要以苏联为轴心、保卫苏联等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理论时，陈独秀就已经与托派远离。董必武作为中央特使劝说陈独秀写检查回归延安（王明回忆录中称当时中央已准备接纳陈独秀回归，具体不可考），但彼时王明等人已回国，秉承共产国际“肃托”旨意，又虑及陈独秀长期反“左，”在文化界、理论界和知识分子中的威望太高、革命资历太老，于是在报刊上诬其为“汉奸”、“日本特务”。陈独秀也虑及自己年龄太大、资格太老，回归了不仅无法为革命做贡献反而是党的累赘，于是拒绝。又因长期宣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被自诩“世界主义”的托派开除。革命三十年，书生陈独秀最终回归书生。

193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在重庆开始办公，各路要人聚集上清寺。据汪伪要人心腹、汉奸金雄白在回忆录中提及“有一天，汪氏在重庆上清寺的官邸宴客，与宴者都是中枢的重要人士。酒至半酣，大家不免谈论到当前的局势，人人为了累卵之危，情绪不免有了些冲动。突然，座中被人视为政坛上泰山北斗的党国元老吴稚晖，趋向汪氏的座前跪下了，无限悲戚，无限激动地对汪氏说："救救中国吧！悬崖勒马，能救中国的也只有你了。怎样去结束这不利的战事，你有你对党国的责任，不应为了一己求自全自保之私，再这样袖手旁观下去！"汪氏为吴氏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错愕不知所措，于是也只好离座对跪，彼此握手欷歔。阖座看到这情形，没有一个不为这悲凉的场面所感动，有人甚至于随着泣下沾襟。当时唯一看到这戏剧化的场面而感到高兴的，是汪氏尚在稚龄的幼女公子季筠，她不曾看到过她父亲下跪，她还真以为是席中酒后的馀兴呢！事后汪夫人陈璧君还责备汪氏说："满堂宾客，相对长跪，像是在做戏，还成个什么体统！"汪氏长叹了一声说："这老头子倒是为国家，他既然那样的做，难道教我仍独自高坐堂皇，生受他的一拜吗？"”汪精卫后来投敌叛国某种程度上还有吴稚晖“这一拜”的功劳，不过汪精卫没想到的是，等他真的当了汉奸去“和平反共建国”了，吴稚晖又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写了《《卖国贼是世界上最丑恶的毒物——汪精怪夫妇因学 二等娟妓而甘之》一文痛斥汪精卫。汪精卫固然丑恶，吴稚晖似乎也不能例外。

1938年7月，陈独秀避居重庆江津，靠朋友接济和为报纸撰稿为生。抗战军兴，民力维艰，昔日老友或困顿如斯或闭门不纳，陈独秀一家也是果腹甚难。叛党的张国焘受蒋介石、陈立夫等人委托，多次前来馈赠巨款，均被拒绝。

1939年1月17日，李大钊挚友钱玄同在北京因脑溢血逝世。抗战军兴后，北平诸多大学南迁，钱玄同因肺结核不良于行，留在沦陷区为了守护北大与日寇斗智斗勇。因李大钊长女星华欲携带弟妹奔赴延安，钱玄同四处奔波筹措资金并变卖李大钊昔日藏书，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多方奔走为老友尽最后一份心意后，终于病重逝世。三子秉穹，与同学游戏“桃园结义”，行三且体壮，故称“三强”，玄同闻之，大笑抚然，遂许三子改名“三强”，后留学法国，受教于诺奖得主小居里夫妇，为新中国两弹元勋

1942年5月27日，隐士陈独秀病逝于江津，当地士绅百姓不顾特务压力，为其送行。吴稚晖欢欣送挽联：思想极高明，对社会有功，于祖宗负罪，且累董狐寻直笔；政治大失败，走美西若辈，留楚口如斯，终输阿Q能跳梁。上联称赞其学术成就但称其数典忘祖，正史不容，下联则说其跟阿Q一样，是个跳梁小丑罢了。倒是与陈独秀同为乡党，同为辛亥义士，同为新文化运动旗手，同为创党元老，同为革命献出两子一女，同在特殊年代远走江湖的高语罕送的一幅挽联评价精到：喋喋毁誉难凭！大道莫容，论定尚须十世后；哀哀蜀洛谁悟？彗星既陨，再生已是百年迟。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作《“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毛泽东这样评价陈独秀：“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同时也指出：“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

1949年2月24日，吴稚晖从广州避居台北，距当年与陈独秀闲聊不满22年，国民党已是兵败如山倒。

1949年5月24日，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特务副队长阎锦文在杨虎的指挥下营救出了民主人士张澜和罗隆基。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上海即将解放，杨虎自知国民党大势已去，决定投诚。

1953年2月13日，上海市军管会决定，亚东图书馆停业，所有陈独秀及托派书籍一概没收、销毁。从汪孟邹1903年在芜湖创立科学图书馆，到1913年在上海创立亚东图书馆，历经半个世纪的亚东走到了历史的尽头。鲁迅先生曾在《华盖集续编》中赞之为“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这一门特长的，这才做得好。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汪原放是汪孟邹之侄，由陈乔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这家小小的出版社虽不像商务印书馆那样知名，但是却出版了中国最早的采用现代标点的古典小说、中山先生之《孙文学说》的最早版本、中山先生之《建国》杂志初发行、校对印刷《新青年》（《新青年》是群益书社出资，校对印刷以及合订本的版权均归亚东）、中共中央最早的机关报《向导》等等，瞿秋白先生的手稿也由汪孟邹保存至建国后上交国家。同年，这位近代史上丝毫不逊于张元济的出版家汪孟邹在郁郁中去世。

1953年10月30日，吴稚晖病逝于台北，骨灰撒入金门海域，蒋介石送匾额“痛失师表”，立半身铜像一座，该铜像于蒋介石逝世后陪祀于中正纪念堂。

1955年12月，潜伏上海6年有余的刽子手王振南被发现，1957年12月13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举行公审大会，宣判王振南死刑，立即执行。

1958年，杨虎长期不满自己的待遇，加之大饥荒初现，海峡对岸蒋介石叫嚣着要“反攻大陆”，于是写信与蒋介石，称此时绝佳时机，自己可充内应，托日侨带出。此信于海关被截获，法庭上杨虎仍是十分嚣张，矢口否认，铁证如山之下，被判死缓。1963 年2 月，念其年老，抗战和营救民主人士有功，改判无期徒刑。1966 年3 月在 北京复兴医院病故。

1963年，因吴稚晖百年诞辰，立连基座达四米以上铜像一座纪念，于台北市敦化北路与南京东路交叉口处建立，成为当时台北市的地标之一。该像于次年落成。

1988年11月19日，吴稚晖铜像因政治气候变化，以阻碍交通之名义拆除，另行安放于台北士林至善公园，时任台北市长国民党人吴伯雄声称“不拆除圆环反而使伟人铜像背着交通混乱的沉重包袱；若拆除圆环能改善交通就该去做”。于是拆除了八德路、敦化北路口的蔣介石铜像以及相应的吴稚晖铜像。

2009年2月23日，原陪祀于中正纪念堂的吴稚晖半身铜像回归江苏武进故里。

2009年10月30日，陈独秀诞辰140周年之际，陈独秀纪念馆于故乡安徽安庆开幕。

毛泽东的出场竟然是两分钟的奔跑。

在央视一套播出重大革命历史剧《觉醒年代》中，青年毛泽东以“跑男”的形象步入该剧的历史画卷中。在这两分钟中，毛泽东在雨中跑步穿过长沙街头，浑身淋着雨，却把怀中的几本《青年杂志》紧紧护住。

矫健而沉稳的身姿，非常符合年轻观众对于“毛教员”（这是在当下的互联网语境中，年轻网友对于毛泽东的一种昵称，亲切、平和而不失敬意）的想象。

雨中长沙街头呈现出的众生相，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整个画面又是一个“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代隐喻。

事实上，这只是一个转场镜头，重点要讲的是《青年杂志》出版以后，对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所产生的影响。一般情况下，类似的剧情会直接打上字幕：长沙，然后是人物在谈话，《觉醒年代》这种写意的表达在同类剧中还是比较少见的。

但不得不说，这两分钟的“奔跑”，传达了丰富的信息，能够将今天的观众拉回到历史情境中，并且更加理解历史人物的选择。这是艺术表现手法所独有的魔力。也因此，尽管这段戏不长，却在网上引起了不少讨论。

我们注意到，在《觉醒年代》中扮演毛泽东的是青年演员侯京健。在过去的10年中，侯京健已然成为最具影响力的青年毛泽东的特型演员。但比起唐国强和王霙，侯京健这个名字显然还不够出圈。

1、青年毛泽东特型演员“双雄”

世界上本没有“特型”，演得多了，就成了特型演员。

在世的毛泽东特型演员中，王霙与唐国强最有名望。王霙从1991的电影《开天辟地》开始，演了30年毛泽东，唐国强从1996年电影《长征》开始，也当了25年特型演员。作为一个严肃的类型，演员与角色过于离谱的年龄差，显然是重大革命历史剧所排斥的。

《开天辟地》

因而，毛泽东的特型演员也在不断迭代中。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可以称得上是“史上最强献礼剧展播年”。作为标配，“伟人剧”在献礼剧占据很大比重，2021也成为毛泽东特型演员“八仙过海”的一年。

从作品体量来看，侯京健与王仁君毫无疑问是青年毛泽东的首选。

2009年，侯京健参演了电视剧《铁肩担道义》，首次扮演毛泽东，这是一部李大钊的传记剧，发挥空间有限。真正让他名声鹊起的，是2013年由他主演的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献礼剧《毛泽东》。在该剧中，侯京健与唐国强一起，完成了青年毛泽东、中年毛泽东的接力。

相比之下，王仁君就属于“后起之秀”了。2019年，他在电影《古田军号》中第一次扮演毛泽东。事实上，在此之前，王仁君也与“伟人剧”有渊源，他在电视剧《毛泽东》中客串了光绪帝，在电视剧《中国1921》中扮演萧子升。

王仁君和唐国强相似，在扮演毛泽东之前，戏路很宽，已经有不少作品——当然，作品的经典性不可相提并论。近年来，王仁君最重要的角色莫过于《军师联盟》中的曹植。

除了《古田军号》，在今年最重磅的献礼片《1921》中，他是当之无愧的男一号，合作演员还有黄轩、倪妮、刘昊然、王俊凯等。

相比起电视剧，电影在选角上就要在“特型演员”与“明星制”中做到平衡。在《建党伟业》《建军大业》中，刘烨扮演了青年毛泽东，就是这种策略之下的选择。然而，已经43岁的刘烨再扮演青年毛泽东，显然说服力不足，于是新人就出头了。

侯京健与王仁君的“江湖地位”，也表现在一个“同题竞争”上。电视剧《红船》由总台央视出品，王仁君主演；而电影《红船：开天辟地》由中央党校与浙江省委宣传部牵头，侯京健主演。

2、唐国强为什么难以超越？

中生代演员两头占，同一个角色，既可以演青年，也可以演中年。但不管是黄海冰还是保剑锋，两人在特型演员路上都不够深扎。当市场“需求量”大时，他们就演一把毛主席。

佟瑞欣是近年来新杀出来的一位中年毛泽东特型演员。在2016年，他一下子在电影《难忘的岁月》《遵义会议》《勇士》，电视剧《长征大会师》中四次扮演毛泽东。

《长征大会师》

在总局牵头的重大题材剧《光荣与梦想》中，青年毛泽东由侯京健扮演，而中年毛泽东则花落佟瑞欣。那么，为什么不像8年前的《毛泽东》，使用侯京健+唐国强的搭配呢？

因为唐国强很忙。

近期，唐国强除了当总导演，自导自演了献礼片《开国将帅授勋1955》之外，还有《跨过鸭绿江》《大决战》《香山叶正红》《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四部剧。其中，不少项目都是疫情之后开工的，唐国强显然分身乏术。

每一个重大献礼节点，都会新出一两位毛泽东特型演员。比如，在建党90周年的2011年，是黄海冰（《开天辟地》）与谷智鑫（《中国1921》，谷智鑫之前也演过红色偶像剧《恰同学少年》）。

今年则是王雷。在毛卫宁执导的电视剧《百炼成钢》中，他起用了合作过很多次的演员王雷扮演了毛泽东一角，这是毛泽东特型演员中的新面孔。

让我们回到开篇，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不管如何迭代，新出现的特型演员都没有唐国强那样的国民认知度呢？

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毛泽东只是唐国强演员道路的一次拓展。在扮演毛泽东之前，他已经留下不少传世角色，其中尤以诸葛亮、雍正两个角色最为经典。

第二，唐国强得到了“重大革命历史剧”高手王朝柱的认可，由他编剧的《开国领袖毛泽东》《长征》《延安颂》《八路军》《解放》《太行山上》《换了人间》等剧，都由唐国强主演。而这些剧，基本上都上过央一。在王朝柱与唐国强合作早期，央视是中国电视剧第一播出平台，这也增强了唐国强作为毛泽东特型演员的民间认可度。

第三，长期以来，重大革命历史剧在表现形式上缺乏创新。一般拍了也就拍了，播了也就播了，这种“内循环”逐渐让主旋律成为一种“政绩工程”。

从2020年开始，官方对于主旋律剧的定位变了。主旋律不仅要拍，而且要成为文化消费市场的“主流”。

在《在一起》《石头开花》《山海情》等剧中，我们开始看到主旋律剧创作在方法论上的嬗变。这一现象的表象，是市场型创作者都来拍主旋律，更深层次则反映了中国社会文化生态正在发生的变化：官方意识形态要重新争夺在大众文化中的“文化领导权”。

有人在的地方，就有主流的声音。这种声音，不仅是上面在“对牛弹琴”，更要的是被下面的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从传播学来讲，这是一种更加务实的宣传策略。

或许这样，大银幕和小荧屏上的“毛教员”会更加鲜活，而特型演员这条路也更有了奔头。

文/杨文山

引言

今年是众所周知的100周年，所以相关历史主旋律题材是少不了的。这其中，我最期待的两部剧，一文一武——《觉醒年代》《人生若如初见》。

觉醒年代 (2021)

9.3

2021 / 中国大陆 / 剧情 历史 / 张永新 / 于和伟 张桐

人生若如初见 (2023)

尚未播出

2023 / 中国大陆 / 剧情 历史 / 王伟 / 李现 春夏

这种剧最重要的其实是编剧。《觉醒年代》编剧龙平平，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理事，编剧代表作《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人生若如初见》编剧江奇涛，编剧代表作《人间正道是沧桑》。都是如雷贯耳的作品。《人生若如初见》还没开播，所以今天就只说《觉醒年代》吧。这个剧43集，3月19日刚完结。

《觉醒年代》，给我的感觉就一个字：“爽”。

我印象中，在文章里这么怼着读者的脸推荐一部作品的时候还是很少的（上次应该是《流浪地球》）。但是！我今天必须说，《觉醒年代》真的让我感觉很爽！

为什么，一部历史主旋律题材剧，一部讲述1915-1921年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纯文戏的剧，一部从头到尾基本都是一群文人演讲、开会、讨论、吵架、骂街的剧，也能这么爽？

爽在哪？

首先爽在三重理性，涉及历史的逻辑、历史的细节、历史的人物。总的来说，这部关于历史的剧，爽就爽在基调是很理性的，甚至有着直逼学术的严谨。先举一个微小的例子爽一爽：这部剧能做到1919年巴黎和会上挂着的六面国旗都符合史实。

可别以为这很简单。正如B站UP主“史图馆”和“天恶之”所考证的，六面国旗中很容易被观众忽视的是，法国国旗采用了1976年以前的深蓝三色旗（可以拿现在的浅蓝三色旗去比较一下），美国国旗采用了1912-1959年的48星星条旗，日本国旗采用了1999年以前的10:7日章旗（可以看出比其他国旗要宽）；而且，英国国旗不是一个轴对称图像，而是一个中心对称图像，靠近旗杆的两条红白双色十字斜条中的上部主要应为白色，剧中也挂对了。当然，这些百度的话都能百度到，不过有多少创作者愿意花这个时间呢？

而剧集也不是以一种冰冷的或是不近人情的态度去讲历史。它引导你去感受历史的温度。那段历史是绝望彻骨的、是激情澎湃的、甚至是幽默活泼的。能密集地感受这样丰富饱满的情感，又是一种爽。

接下来我们就把历史的逻辑、细节、人物与温度，分为四部分，展开详细说说吧。

一、逻辑清晰、史料扎实

可能一说到主旋律题材，有人就反应成歌功颂德。不能不说有一些作品确实是这么干的；但真正的主旋律——不管哪国的——最重要的是逻辑。因为主旋律的目的在于阐述某一思想（也就是主旋律思想）的正确性，尤其是要说服那些还不了解、甚至是反对这一思想的人，这种时候不用逻辑怎么可以呢？光歌功颂德是不可以的，至少要像好莱坞一样编一个逻辑自洽的故事作论据。

那么现在说《觉醒年代》，它的目的在于阐述为什么中国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个论据不用编，现成的，就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新文化运动。但是新文化运动千头万绪，还是需要逻辑来组织。

《觉醒年代》的故事开始于1915年。这一年，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迫不得已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民四条约》（“二十一条”修正案）。中国知识分子陷入了痛苦和迷茫：说好的共和能救中国呢？到底什么能救中国呢？

有人认为，共和政体已成，封建思想未去。由此，引出新文化运动的起点——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

此后，编剧研究文献的功底就显露出来了，这个剧在组织情节时就像在做文献综述，采用了一种纵横结合式写法：“纵”即纵向按时间顺序写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横”即横向比较新文化运动中的各种思潮流派。这其中的代表人物，还有他们的代表性言论，都有所展现。比如陈独秀《敬告青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鲁迅《狂人日记》、李大钊《青春》《庶民的胜利》，各种语文、历史课本中的经典“台词”，都以近乎原文的形式出现，演员朗诵时声情并茂，令人血脉喷张。

另外，本剧虽讲文化史，但也重点选取了与新文化运动联系紧密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表现，如“二十一条”、张勋复辟、十月革命、一战结束、五四运动。这些事件要么推动了新文化运动进入新阶段，要么是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启发而产生。从前25集来看，这个思路非常清晰，完全可以用来做历史教学，我甚至可以草拟一个大纲。

这样，全剧以新文化运动为主线，结合时事，通过其他主义的陆续失败，一步一步论证了为什么中国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其实无论是高中历史、还是大学的近现代史纲要，都讲过这段历史，但是高度概括、高度抽象；民国北洋时代的历史又一直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混乱著称。这些都导致这段历史的面目很模糊。

而《觉醒年代》点线面结合，把这段历史讲得一气呵成，着实让人有一种掌握知识点的爽感。

二、厚重写实、灵动写意

有了逻辑、有了史料，从表达观点的角度说就够了；但对电视剧来说还不够，因为电视剧不是论文，不能只做一下文献综述就拉倒了。有了骨架，还要有血肉，要让观众进入历史，设身处地，这样才能更容易领会剧集所表达的观点。

让观众进入历史的最佳方法就是填充历史的细节，剧集实现这一点的方式是写实与写意相结合。

首先是写实地描绘了这一时期的中国各阶层，例如在毛泽东登场时，给了一个他冒雨跑过长沙的街巷的长镜头，颇有“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的意境——观众跟随他的视角，看到了长沙城内各个阶级，以及富人、穷人两个世界。世道艰难，一目了然。

再比如为鲁迅登场起铺垫作用的场景，正是由他小说《示众》《阿Q正传》中看客围观刑罚的场景，以及《药》中愚民买人血馒头的场景结合起来的。

鲁迅登场时正在看碑文，紧接着就是与钱玄同的“铁屋子”论辩，这些都记载在《呐喊·自序》中。

但这写仅仅是为了写实而拍吗？当然不是，拍这些也是为了写意，展现那个年代的社会不公与民众愚昧。

剧集的其他细节性隐喻非常多。

比如，北京城里的车轮艰难地在不合适的沟中东倒西歪地行进，暗示中国走了不合适的路。

袁世凯的府邸中黑云压城、白天打灯，暗示他已穷途末路。

给到老百姓的镜头，常混杂着牛、鱼、猴、鸭，而且是特写，暗示民智未开。

而给到先进知识分子的镜头，又搭配向上爬的蚂蚁、走出井底的青蛙、舞刀弄枪的螳螂、振翅高飞的白鸽等特写，暗示革命者力量虽小但前途无量。

这些都只是我记得的一部分细节而已，如果用心观察，还能发现更多。仅鲁迅登场这几分钟，我能看出来的，就化用了关于他的四个文学、历史典故。对于不喜欢水剧情的人来说，信息量密集也是特别爽的。

三、大江淘尽，风流人物

最后说到历史人物了，这是剧集的核心。剧集在历史人物的塑造方面有三个优点。

一是对历史人物英雄的一面，和凡人的一面的把握都非常到位。

有些主旋律，过于侧重“英雄”，使得说教意味太浓；有些主旋律商业片，过于侧重“凡人”，使得理想主义太弱。稍微好一点的作品，浓墨重彩“英雄”的一面，穿插些许“凡人”的一面，但实际上搞得像是两个人。

为什么一个历史人物不可以既是英雄，也是凡人呢？

剧集又是怎样做到让一个历史人物既是英雄，也是凡人呢？最重要的是将人物的英雄行为与凡人行为，统一于一个性格与价值观框架。

例如陈独秀，他的性格刚烈不羁，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前是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这决定了在文化上、政治上他与封建主义者进行激烈的争斗，这是他英雄的一面；刚烈不羁，换句话说就是脾气暴躁，再加上他常年斗争不顾家，所以他还要与自己的两个孩子“斗”，这是他凡人的一面。

二是注重人物的复杂性。

还是陈独秀，他又有温情脉脉的一面。平日里他对孩子严格要求，时不时还大吼大叫，但暗地里欣慰他们的成长。在两个孩子将远行时，还特意亲手给他们炒花生。

又如辜鸿铭，既是顽固的文化复古派，又是坚决的文化守护者。

三是揭示人物终究是属于历史的。

剧集有两条很重要的人物主线：一是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父子三人在亲情上、政治上从隔阂到和解；二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三人从文化上志同道合，到政治上分道扬镳。

剧集安排了许多意味深长的台词，暗示了他们的命运。

陈独秀一大家子在一起时，陈延年在批评陈独秀的暴躁时说：“性格决定命运。”后来陈延年又自述：“我是立志要为国家献身的。”后来当这一家逐渐形成一个亲情上、政治上的统一体时，观众已经知道他们将迎来更加残酷的命运。所以这一刻被渲染得越美好，也就越残酷。

陈独秀、李大钊与胡适在一起痛饮，此时嫌隙已生。酒后，陈独秀在家门口的水洼里铺上砖头，对喝醉的胡适说：“前路坎坷，小心脚下。”胡适醉醺醺地答道：“我走了。我自己走。”观众知道，后来胡适不仅失去了陈李挚友，而且还失去了国共支持，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历史人物最终逃不脱历史，这是他们的宿命。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感受历史沧桑，也是一种爽。

四、天若有情天亦老

历史的温度——我这里说的历史的温度是指什么呢？是在经历了前面三重理性的思考之后，突然抛去这些，回归到最原始的状态，然后从历史中能最直接感受到的东西。

我能感受到绝望彻骨。

故事始于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窃取胜利，革命者流亡海外；“二十一条”的出现，使中国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张勋12天的复辟，上演了一出可恨又可笑的闹剧；中国成为一战战胜国，转眼间就被端上列强谈判桌任人宰割。

中国老百姓愚昧无知、麻木不仁，平日里最大的爱好是抽大烟、看杀头。中国知识分子绝望，陈独秀流亡日本，说这个国家无药可救；鲁迅每天沉默地抄碑文，说与其唤醒大家，不如让他们在熟睡中没有悲哀地死去。

绝望的高潮是，1920年2月，为躲避北洋当局迫害，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秘密离开北京。时值隆冬，他们路过天津海河，看到沿岸饥民遍野，天地为之色变。陈独秀伏地大哭，李大钊无声落泪，连拉车的马儿似乎也读懂他们的心意。建党的念头在这一刻发芽，配上阿鲲（恰好他也参与了《流浪地球》作曲）创作的由哀婉沉重、到裂变觉醒、到心意已决、到怒而奋起的主题曲，构成了全剧最震撼的段落。

觉醒年代 电视剧原声大碟

9.7

阿鲲 / 2021

但绝望，也催生决心、催生激情。

我能感受到激情澎湃。

新旧文化两派在北大唇枪舌剑，演讲者不是博得满堂喝彩就是被扔一身垃圾；李大钊在一战结束后聚众高呼“庶民的胜利”，向工人们热烈地宣传社会主义；陈独秀目睹五四运动期间军警大肆抓捕进步学生，终于放弃幻想准备斗争；全国发动罢课、罢工、罢市的“三罢”，五四洪流终于震撼了北洋政府。

但这激情不是只用于斗争。亲情、爱情、友情，无一不令人感动。陈独秀与蔡元培在北京相遇热情拥抱，异国画手偶然间画下了这一幕，这既为画面增添了生活趣味，又暗示这将是永留史册的历史性一幕。

激情也永远不会消退，即使是在刑场上的那一刻。陈延年、陈乔年出国时，用蒙太奇以及双重曝光手法穿插了他们数年后在刑场上的场景，表现他们的初心未改（我哭了，你呢）。

我还能感受到幽默活泼。

李大钊把工资送给了贫困学生，只能哄孩子吃肉有诸多坏处；结果蔡元培送来工资，他又立刻变脸带孩子去吃肉了。

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们，正是他们最好的年纪，他们也喜欢打闹、画画、音乐、电影。

旧文人迂腐但又有点原则的样子，让人好笑胜过让人生气。“新文化”三人组为了拉拢辜鸿铭协助对付英国人，不迭地给他溜须拍马戴高帽，堪称全剧最搞笑段落。

即便是那些最反动的反动派，也经常要么被进步人士怼得哑口无言，要么被人民运动吓得瑟瑟发抖，要么互相抱怨互相甩锅，在滑稽的配乐中出尽洋相。其中吴炳湘是反派第一搞笑担当。

用激情与幽默面对绝望，这是一种饱含着昂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叙事语气，也再现了当年革命者的气概。革命是非常艰苦，敌人是非常可怕——但若敌人那层可怕的伪装被激情刺穿，被幽默剥去，他们的一切看上去的威严、睿智、强悍，也就跟着一扫而空。他们像是被踩进泥土里的佛像，再也叫人怕不起来了。

结语

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表达，这么一部非常严肃的历史主旋律题材，其实既有知识，又很通俗。它通俗到你可以把它视作是一群青年人在睿智导师引领下激情创业的爽文，时不时还有一些重磅人物来客串。这部剧简直可以像漫威电影宇宙那样搞一个红色宇宙了。按照这个模式来，主旋律优质批量生产或有可能（其实不可能，还得看各剧组的能力和态度，我就口嗨一下）。

最后，再来感受一下剧中人物们的深刻思想、澎湃激情与隽永文笔吧。

地球即成白首，吾人尚在青春，以吾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虽老犹未老也。

——1916年《青春》，李大钊

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哪一国或哪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

——1918年《庶民的胜利》，李大钊

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1919年《北京市民宣言》，陈独秀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1919年《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毛泽东

哪怕是仅仅从剧中引用的这几段文字，我们也清楚地看到，100年前的中国大地上，少数知识分子的觉醒，发展为人民觉醒，一片新的浪潮正在形成，奔向1921年7月那个注定的日子。今日读来，仍然铿锵有力。

花絮

被央视洗了稿，在《面对面》20210502期25'00''-25'30''。不是什么大事儿，说出来还挺凡，但作为曾经的学术工作者，对这种不当引用真的很烦。

本剧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

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贯穿，

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

到中国共产党建立

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讲述觉醒年代的百态人生。

该剧以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分手，

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

以毛泽东、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

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

艺术地再现了一批名冠中华的文化大师

和一群理想飞扬的热血青年演绎出的

一段充满激情、燃烧理想的澎湃岁月。

它让我看到了我们的前辈

如何艰难地探索救国之路

这剧的剧本非常扎实

很久没看到这么认真尊重观众智商的剧了

演员们演技在线

上8分是没问题的

豆瓣9.1分

我认为是高了些的

原因如下

第一这部觉醒年代

觉醒的是知识分子这样的精英阶层

斗争手段还是局限于学生游行等

真正的觉醒不应该只是精英阶层的觉醒

更应该是广大劳动人民的觉醒

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民的觉醒

剧里只有极少数的描写

觉醒得还不够彻底

有些事没有讲清楚。

促使五四运动爆发，

鼓动学生爱国上街头号功臣是《京报》邵飘萍

邵飘萍鼓动学生爱国上街。

后被杀害

但是看过剧的对他还有印象吗？

而且历次思想论辩，

在本片中没有一处深入地呈现，

都是像历史教科书一样浅尝辄止。

缺乏深度

第二有点挟带私货

比如谈到华服之美

是由辜洪铭代言

我当时听得一脸懵

什么时候清朝服装能代表华服了？

当年满清“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

强逼汉人剃发易服，

因此杀得血流成河

古代《孝经》这样记载：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可见古代将头发当作了孝顺的根本，

在古代，除了对头发的必要修理，

随便剃发的行为要受到极重的处罚。

这样严重摧毁我们汉文化的野蛮政策

却被辜鸿铭认为是我们汉族的文化

那根满清奴文化的辫子却被认为是中华文化的象征

下面的观众还一起鼓掌

现在能看到的版本好象对这段进行了删改

把清装说成是华服之美删除了

剧作肆意歪曲了对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化都有特殊贡献的黄侃先生。

学术界对黄侃的定位是：

黄侃先生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爱国的一生，追求光明的一生。

黄侃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

在经学、文选学、文学、哲学各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和卓越的成就，

在近代学术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与其师章太炎并称国学大师，章黄学派向为学界所推重。

而你剧中有关黄侃的情节颇叫人质疑，胡编乱造也太随意了。

至于剧中虚构反派人物张丰载被写成黄侃的学生，更是无稽之谈。

至于文白之争

我真的不觉得那句“干不了，谢谢”

能强过“才疏学浅，恐难胜命，不堪从命”所表达的意思

很明显，文言文所表达的意境强太多了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居心何在？

第三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

他是很想结交北大的青年才俊

可是我记他当时并不被这些人接纳

剧里表现得好象所有人都认可他似的

似乎与史实不符

蔡元培除了剧中所展现的一面

他还是力主清党的人

至少对这个 人物的展现不全面

第四这剧里人物众多

但是大多让我印象不深刻

真正好的群像剧

各个人物，哪怕是小人物都应该很鲜活

这剧还是差了一口气

所以我认为10分可以得8分

但是不值得9分

（本文刊载于澎湃新闻“有戏”栏目，原文链接：//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135159 ）

2月1日，期待已久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在央视一套开播。该剧时间跨度大致为1915年袁世凯复辟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可以视为一部剧版的《建党伟业》，相比于电影受制于篇幅，长达43集的电视剧可以更细致地把历史进程的宏大叙事与细微处的社会众生相结合在一起，能够更好地讲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诞生。

这部剧的剧名叫《觉醒年代》，1915-1921年的六年时间，恰恰是一个由迷茫走向觉醒的年代。近代中国的历史，始终无法拒绝回答一个问题：“中国该往何处去？”国门被迫打开以来，不同时代先进的中国人至少知道中国应该“自强求富”、应该“维新变法”、应该“共和革命”，甚至是不那么先进的义和团，也知道要“扶清灭洋”，这是他们给出的回答，对于他们来说，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条路怎么走下去？

然而对于1915年的中国人来说，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艰难。当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撕破辛亥革命虚假胜利的外衣，当年曾以为革命胜利就可以救中国的中国人才发现，走政治革命的道路救不了中国。

这样的惨痛局面不禁让当时的人们沉思。

“路在哪里？”

“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公历1912年2月12日，是大清宣统三年的最后一天，寒风凛冽，紫禁城里的隆裕太后“外观大势，内审舆情”，“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三天后，南京的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这是袁世凯此前早已和革命党人达成的约定。袁世凯按照约定劝退了清朝皇室，革命党自然要履行承诺，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

革命，“胜利”了。中国，“共和”了。

当君主专制制度这个让中国积贫积弱的“罪魁祸首”被推翻，中国的富强仿佛已是指日可待，可以训练一百万新式军队，也可以修建二十万里铁路，人与人见面不用跪拜，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

然而很快，历史就无情地碾碎了这番美好的愿望，袁世凯废除约法、绑架国会、镇压二次革命，还把自己运作成了终身制的、不受约束的“大总统”，在“共和”的外衣下，包裹着的还是专制主义。中华民国的庙堂之上，还是大清的官僚，总统是大清的内阁总理，军官是大清的将领，地方的都督是大清的巡抚，至于人民——那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恐怕只知道黄龙旗换成了五色旗，“大总统”不过是换了个称谓的“皇帝”，山野之间，甚至还用着光绪的年号。

“共和”的中国，依然贫苦不堪、羸弱不堪，财政全靠出卖主权，国家依然遭受着列强的肆意欺凌。

先行者们回过神来了：“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革命，胜利了吗？中国，共和了吗？

《觉醒年代》的第一场戏，是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

今天我们谈起“二十一条”，总是会在前面加上“丧权辱国”的定语，它比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以来的每一部不平等条约更加危险，因为这一次，日本人的目的不再仅仅是“割地赔款”“开埠通商”，而是要趁着西方列强忙于世界大战的空隙“灭亡中国”。如果说1895年割让台湾时，大陆人还无法切身体会台湾人民的痛苦，那么这一次，则将痛苦摆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二十一条”里的部分条款。

“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

“所有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

“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一面筹划改良中国警察机关。”

“中国允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杭州，南昌、潮州各路线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国。”

日本公使并且表示，如果袁世凯不接受“二十一条”，“将以东北模式接管山东”。

很显然，这样的条约一签，国将不国。面对日本的威逼利诱，袁世凯最终还是同意了，虽然他拒绝了最苛刻的部分条款，也在具体的执行中消极抵制，但仍然激起了海内外中国人的熊熊怒火。

这一场短短的开场戏，既由签约导致的民怨沸腾引出了这部剧的主要人物——李大钊、陈独秀，同时也由“二十一条”中“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的条款，为后来的“五四运动”埋下了伏笔。

第二场戏则转到了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激奋的聚会现场，这里既有李大钊、高一涵这样的留日学生，也有陈独秀、章士钊等因为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这两种人的形象都是在同类题材的影视剧里经常出现的，在以往的印象中，那个年代的留学生都是满怀着一腔热忱向西方列强寻求救亡图存、富国强民的药方的，毕竟只有这样的人，才值得被铭记在历史上。

然而，在《觉醒年代》这部剧中，还存在着那个年代的第三种人。

近代中国早期的海外留学生，大多是朝廷选派的穷苦幼童，既能给自己谋个出路，也能学一些西洋先进技术报效国家，那个时候，稍有些资本的家庭都不会鼓励孩子走这条路，毕竟通过读书、参加科举就能考个功名，确实没有必要远赴异国他乡吃苦受罪。

然而，随着科举制度被废除，传统读书人的上升通道不再对后来者开放，后科举时代的新体制里，出洋留学再回国，成了读书人，特别是官宦子弟新的进阶之路。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的胡适先生，在其1910年写给母亲的家书中也表达了这样的想法：“吾家家声衰微极矣，振兴之责，惟在儿辈。而现在时势，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

可以想象，在那个年代为谋身进阶而出洋留学的群体必定也不是少数，可能因为这些对历史进程无所助益的人没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所以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看到的只有领风气之先、开时代先河的新青年们，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觉醒年代》的编剧虚构了一个跳梁小丑般的反派角色形象——张丰载，将当时形形色色的“第三种人”集中表现在这一个反派角色身上。

这样的设计其实是非常讨巧的，可能张丰载在剧中所做的一些具体的事情在现实里是不同的人所为，但归根结底都是当时的“同一类人”，作为反派，对于剧情的作用主要是制造冲突、推进情节，同时也为正面角色做一个衬托。将一个时代诸多反面行为放在一个角色身上，既不需要将过多的笔墨用在“工具人”身上，同时也远比设计多个同类角色更能表现一种“反派的连贯性”。

在中国留学生的聚会现场，当李大钊为国难当头而慷慨陈词、仰天悲愤时，张丰载便阴阳怪气地嘲讽；在归国渡船的甲板上，面对惨遭日本人欺辱的中国同胞，陈独秀等人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张丰载和他的同伴们在一旁看热闹，唯恐天下不乱。一番反衬，为己与为国的境界之分就显露无遗。

从前两集张丰载的只言片语中，观众可以窥见这个角色的人物画像：公费留学的官宦子弟，在旧官场有些背景，投机钻营，年轻但守旧，品行低劣。

当然，反派角色的设计也是为了服务主线情节的发展，在《觉醒年代》中，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进步人士是这部剧的主角，也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主角。

张桐饰演李大钊

于和伟饰演陈独秀

那一年，李大钊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陈独秀因二次革命失败在日本流亡，两人因这场声讨袁世凯的留学生聚会而相识，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点燃了漂泊异乡的年轻学生心中积压的情绪，慷慨悲愤的革命者、新青年毅然决定回国。

“回国做什么？”

“救国。”

“怎么救？”

“不知道。”

今天的我们作为后世人，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农村包围城市，实行土地革命，广泛发动群众，支部建在连上，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国家独立、民族复兴。但是，我们必须同样清楚地知道，这一条正确的道路不是知识精英在书房里坐而论道论出来的，也不是演说家在集会上讲出来的，而是历经了百余年血与火的锤炼，在一次次的失败与牺牲中闯出来的。

只有闯出来的，才能知道哪一条路是正确的。对于1915年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来说，他们还看不到多少希望，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行。

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轰轰烈烈，但归根结底还是精英阶层的革命，是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博弈与斗争，精英们觉醒了，民众，依然沉睡着。

当革命先行者为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的闹剧口诛笔伐时，乡村市井之间的老百姓至多能看懂一个“城头变幻大王旗”，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中记录了张勋复辟时的北京老百姓的反应：“宣统皇帝在登基不到两个星期后，再次退位，回归隐居生活。那些飘扬在北京城的龙旗再次被认真地折好，以便有一天，如果皇帝再度归来，它们能再次挂起。”

当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可以不事生产、坐而论道的时候，占了中国人口最大比重的劳动人民，却还要为一衣一饭这样的基本生存需要苦苦挣扎，甚至卖儿鬻女，这样的惨剧却是当时底层社会的日常。

不彻底的精英革命，救不了中国。

目睹了精英革命如何走向失败的李大钊、陈独秀终于意识到，要想真正地挽救濒临危亡的中国，就必须要唤醒作为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他们是农民、工人、贩夫走卒，只有将新的革命建立在这些他们参与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将革命进行到底。

回到国内的陈独秀用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后来被他们称作“德先生”“赛先生”的“民主”与“科学”，创办了一本杂志，就是后来一枝独秀的《新青年》。

《新青年》（LA JEUNESSE）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原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

一个“新”字，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这份刊物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向往。这是陈独秀在他过去看到的失败中总结出的教训，他认为，“只有在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觉醒之后，只有在旧社会和旧文明有了根本的改变之后，中国才有摆脱军阀桎梏的可能，若没有一种新的出版物，这种解放是不可能达成的。”

后来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也就此发端。当浅显易懂的白话文取代了之乎者也的文言文，当生动形象的白话小说取代了深奥枯燥的学术论文，当工人夜校、农民讲习所将文化与思想带给了底层的劳动人民，社会才能真正改造，民众才能真正觉醒。

侯京健饰演毛泽东

此后的历史我们都知道，当这一切都准备就绪，十月革命万里之外的一声炮响，为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而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则在中国社会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巨浪。

该剧作为一部以历史大事线条为脉络的电视剧，其前提就是客观公正尊重历史，但就很多细节而言，不够尊重历史事实。

如二十一条的签订，并没有客观的展现出谈判的全过程（谈判旷日持久，北洋政府做了很多努力），没有展现出北洋政府的无奈和辛酸（日本政府要求谈判过程中严格保密，让北洋政府无法通过国际压力和国内舆论创造谈判优势），北洋政府无意签订协议，在谈判的整个过程中，事实上只接受了其中的十一二条，并没有接受二十一条，丧权辱国的很多协定都没有接受，基本上超水平完成了任务。

但是本部剧一开始就先入为主的定性，居然表现出袁世凯乐意接受二十一条的态度，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把整个国家整个时代的悲哀强加到某个人某个政府身上，让人对这部剧大失所望。试问在那个大环境下，哪个政府哪位领导人可以做到完美或者说更好，不了解真正的历史，只看官方定性的历史去拍电视剧，剧组没有自己的思考，无法也无能去反应真正的历史。

剧中很多内容都不客观，无法展现事实上的大时代，只能说电视剧大众化趋势无法阻挡。

湖南长沙的大雨倾盆而下，他一向是喜欢雨的，曾经和自己的好友蔡和森一起夜游雨中的麓山脚下。但是此刻，他没有什么心思在雨中作诗填词，那是李后主等人爱干的事情，他曾经鄙夷之。

不单单是他，长沙城中的很多人，大抵都是不喜欢雨的。所谓的细雨潺潺，春夜喜雨，此时此刻，很多人都是顾不上的。他也顾不上，这雨无法像苏东坡所说的那样，何妨吟啸且徐行，他此刻正跑得比兔子还快。

这自然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得好好护着身上所捧着的至宝，也得尽快赶到好友家里去，那里正有许多人在等待着他。

而除了他以外，其余的劳苦大众在雨中，也有着各自的事情要做：

在他出现的那两分钟镜头里，一开始，镜头扫到了街上各自形色匆匆的行人。地上有一个乞丐，衣衫破烂到难以避体，可是他好像已经完全习惯了，正从身前的碗里掏出一丁点的蚕食。

泥泞的道路上，有小商贩、牵着老牛走过的农民，还有声势浩大的军阀队伍穿过。

街头一侧有三个小孩子，眼睛里空洞而又迷茫，看不到对未来的一丁点希望。在这些小孩子身旁，还有人在吆喝着：

“卖孩子啦！多乖巧的孩子。先生要不要看看。”顺手就拦起路边经过的一位赶车伙夫。

镜头又一转，落脚到了另外一位少年身上。身着西装，打着领带，吃着三明治，悠然地坐在一辆西方车辆里，看着雨天街上所发生的一切。

楼上还有鲁迅笔下的看客正在目睹着这一切，其中不乏资产阶级的少爷和小姐。

那几位正在被贩卖的小孩，此时难掩泪水，哭了起来，可是泪水无法改变任何结果。

车里的小孩吃三明治，车外的小孩正在被贩卖。

这一切的一切，不公、压迫、富贵、罪恶、穷苦、迷茫，都被他尽收眼底。他抱着手里的至宝正在赶路，可是眼神却又分明了看到了眼前的种种。

也许从那一刻，或者在那之前，他便已经看到了，并决心拯救他们。

镜头同时好几次又落脚到了他手里的至宝，用油皮纸包着，如果不是因为这点东西，像这点雨，根本不至于让他用如此脚步赶路。他一向热爱下雨天。

他所认为的至宝，便是《新青年》杂志。好友萧子升笑着说：“你这几本东西倒是好，可是你这几个月怕是只能喝西北风了。”

在《觉醒时代》里，他出现的那两分钟，已经有了未来几十年中国革命走向的雏形了，而他后来的孤独，其实从此刻也已经开始蔓延了。

曾经跟他志趣相近的志同道合者，在这两分钟镜头以后，便已经开始陆续分道扬镳了。有的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有的对君主立宪则情有独钟。即使在学习和借鉴的角度来说，大多数志同道合者也更倾向于去法国学点什么，只有他自始至终都坚信，中国的问题只能身处在中国的土地上，才能看的更为透彻。

在这之后，陆续开始有人牺牲，其中不乏他的挚友和亲人，甚至导师和伴侣。即使有活着的，也终身旅居海外，即使1949年他站在了那里，这些几十年前，因为信仰之争和理念之争离他远去的朋友，也没想过再和他重拾曾经的那段友谊佳话。

历史从来没有如果，自然也不会有假设，如果蔡和森没有牺牲得那么早，他的晚年未必会如此孤独，孤独到有的时候连个谈天说地的朋友都没有，但对于那些正在被贩卖的小孩子来说，对那些乞丐来说，对那些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人们来说，对那些生活里没有出现过希望的人来说，这种假设甚至从来不会提起和谈及。苦难了那么久，不公了那么久，幸亏在那一刹那，他抱着几本《新青年》杂志从雨中的长沙街头疾走了过去，幸亏那些雨中的景象都被他看到了，否则，大多数人的命运，即使在几十年后，也不会有一丝改变的机会。

多少人对民国常怀向往，觉得大师层出不穷，名伶佳话频出。可如果真的投胎到了那个时代，成为在雨天坐在洋车里吃三明治的少年的概率，到底能有多高呢？恐怕绝大部分人都是街上赶路的行人，甚至会是被贩卖的小孩和路边的乞丐。

对他和那一代的志同道合者来说，从1921年开始，已经习惯了牺牲和离别，有些离别更是在不经意间成为了永别。

而尤其匪夷所思的是：现在的很多已经具备话语权的人，并不满足于自己有钱有权，他还要想办法让别人没钱没权。对这些人来说，普通的有钱有权已经满足不了他们了，他们还需要控制的思想，妄图让别人永远安稳地停留在贫困的阶层，这样自己才可以在俯视的角度上，得到极大的满足感，自己得到的金钱和权力，才不会丧失它本来的意义。

可是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如果说阶层的话，他的父亲毛贻昌曾经是发达过的，他也曾经是米商的儿子。可是当粮食被抢的时候，他关心的反倒不是自家的利益是否受损，而是别人的粮食够不够吃。

再说后来的离别与牺牲，原本也是没必要体会那些痛苦和无望的。他的本事，如果不是为了街头的那些乞丐和孩子，如果不是为了让社会更公平，随便拿出两三分就足以活得足够潇洒了。他可以成为那个时代的自媒体大V，或者像鲁迅一样用手中的笔就可以让自己过上优渥的生活。士农工商，他早在20岁就体会过其中的大部分行业了，并且取得了足够的成果。

他本可以成为像坐在西洋汽车里吃三明治那一类的人，衣食无忧，但偏偏选择了他的对立面，并且甘愿承受这种选择所给予自己的沉重代价。

为了这种选择，他背负了一生的代价。

想到曾经有一段时间，对他有过深度的误解，而且我想有很多人都有过这个阶段，后来真的明白的事情多了些，能看到更多事物背后的本质了，终于长呼了一口气：

他不完美，但他依旧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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