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家伙2018

生活和本能，哪个是我们追求的，哪个是我们鄙夷的，即使结局悲惨，并不是只关乎我的生命应该去做吗？

并非没有出路，只不过是自私。

你甚至不能因为如此这般，这很难形容，一个视野受限而无法预料自己未来的人做出来的实时之举为什么不对。

当然这不是影片的目的。

是因为有人从最开始就失去了视野。

是要生存还是本能。

这反而成为了最背离的两方。

到底是为了谁呢，是死亡？是未知，好似我们不能根据结尾去定性，我知道这是自己的陋习。

我厌恶她却又难以恨她。

因为她所做的是本应该做的事。

但她是一个动物，她是为了生存，这是最失控的一面，是最背离我们文明的一面，却身处在文明当中。是文明尝试捕捉的一面，并身处在文明当中。

这是一只猴子，我并不排斥动物性。

是我身上逻辑理性教化的那一部分在抵抗。

我深知这排斥的荒谬与不安。

2020.7.30

试想一下，你身无分文，租住在鱼龙混杂的工人宿舍。同住的都是和你一样从中亚各国来到俄罗斯打工的非法移民。你的房东时刻小心提防警察，窗户不敢开，生怕被别人发现。而你，居然连这样的地方也租住不起，还拖欠着房东房租。

这天，你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工厂，老板问你为什么前一天没有去上班，你不回答，开始和其他女工一起默默拔鸡毛。一天过去，老板将洗好的鸡拖上货车，扬长而去。老板承诺，等将鸡卖出去，回来给你们结工资。作为奖励，工人们每人手里有一只鸡。天色渐晚，老板失踪了。你拖着疲惫的身体再度回到宿舍，将鸡放进冰箱。房东问你什么时候交房租，你恳求他再宽限几天，他同意了。你径直走向你的床，同屋的人在用粗俗的语言聊着天，你不想听，一把拉上帘子。床上有一本书，名字是《如何开一家裁缝店》。这本书你已经看了好几遍，可是，你还是没有一家裁缝店。你的下体开始流血，由于产后子宫出血，你的身体，虚弱不堪，沉沉睡去。

这，就是《图潘》的导演，谢尔盖·德约兹沃伊的最新力作---------《ay ka》。

影片一开始，本片的女主角ay ka便将自己刚刚出生的儿子遗弃在了医院，趁着上厕所的间隙，逃出医院。她穿着单薄的衣服，奔跑在大雪纷飞的莫斯科街头，周围汽车鸣笛的嘈杂声正如她此刻喧嚣的内心世界。

从随后的一系列镜头中，女主人公试图打破这种困境，她在莫斯科街头奋力地找着工作。之前工作过的店铺早已经人满为患，不需要人手。她又转向另外可能会找到工作的地方。这时候，高利贷的人给她打来电话，问她什么时候还钱。她说需要再等几天，她刚刚被辞退了，没有工作，也没有钱。对方的人依旧是不依不饶，声称再不还钱就会找上她，把她打一顿。她挂上电话，将手机卡扔掉，然后走到手机店，换了一个新的手机卡。

她给妹妹打电话，问她能不能借一点钱给她，妹妹扬言说自己没有钱。妹妹告诉她说，高利贷的人找到妹妹问她在哪儿，她叫妹妹不要理会这些人的电话，随后便把手机卡换下，关掉手机。

她还是没有找到工作。此时，正值雪季，男人们在扫雪车上工作。她见缺人手，便也去顶替男人们的工作。干到一半，她的下体开始流血，然后她晕倒在地，耳边是另一个扫雪女人的苛责声音。

在一个私人诊所，医生将她的伤口包扎了一下。告诉她必须把奶挤出来，要不然会乳腺发炎。她声称，自己是流产。医生说，她骗不了自己，她刚刚才分娩过。她没有钱付给医生，只能用之前的那只鸡。

她回到宿舍，移民局的人过来调查，她见状赶紧在楼下角落里躲着，等移民局的人走后，她才回来。

房东对着刚刚开窗的舍友破口大骂，声称，下次谁要是再开窗，就把谁敢走。

一天又过去了，她还是没钱付房租。

《小家伙》是谢尔盖导演继《tu lpan》之后，时隔十年的作品。

或许，你会苛责，影片中女主角的惨状实在是有卖惨的嫌疑。但，这却是莫斯科这座城市里某些隐秘的角落里，时时刻刻在发生的事情。影片的主题，让我想起Alejandro 冈萨雷斯伊纳特利图的作品《biutiful》。只不过，故事的发生地从马德里换成了莫斯科。影片伪纪录片样式的拍摄手法，以及高度纪实美学的影像风格，难免会让观众想起达内兄弟的镜头设计。这一切，离不开导演早年拍摄纪录片的工作经历。

谢尔盖德约兹沃伊，1962年出生于哈萨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当今俄语届最重要的文艺片作者之一。北京电影学院俄罗斯籍外聘教授。

相比于安德烈萨金塞夫同样也是近四十岁才开始创作生涯却在几年后登上欧洲电影节最高领奖台，以及凭借《利维坦》拿下金球奖最佳外语片不同，谢尔盖迄今为止也只有《图潘》和《小家伙》这两部影响深远的作品。

本片之所以能够在欧洲电影节大放异彩，离不开另外一位功臣，那就是本片女主角，ay ka的扮演者，萨马尔耶斯利娅莫娃。她朴实，纯真，收放自如的表演让她凭借此片荣获第71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以及2018年度亚洲太平洋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

从2000年开始，达内兄弟便将比利时所有能够表现的现实主义题材深度挖掘，从《罗赛塔》《孩子》，到《他人之子》《罗尔纳的沉默》，再到《单车少年》《两天一夜》。纪录片式的拍摄手法贯穿始终。再到那部去年火到爆炸的黎巴嫩女导演娜丁拉巴基指导的《何以为家》。这一类型的导演始终秉持着对现实主义纪实美学风格的探索。

不同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对于中国第五代导演宏大叙事的深远影响，纪实美学始终很难在华语界立足。

影片的女主角从吉尔吉斯斯坦进入俄罗斯莫斯科试图通过打工开一家裁缝店，实现自己的梦想。然而， 这一切在她被移民警察强奸之后，都破灭了。影片的最后，她抱着自己的孩子，给他喂奶，留下了她在全片中唯一一次眼泪。

或许，对于普罗大众生命的思考，才是当代俄罗斯政府真正需要思索的。

《小家伙》

【影评部分】

从整体的观感上来讲，《小家伙》不由得让人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一部苏联电影的片名：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还记得去年高三的时候，曾经偷偷溜进教师阅览室去看杂志上关于戛纳的最新报道，影评人的第一句话便是：贾科长的夫人将再次与戛纳影后失之交臂。

从片头的石破天惊抛弃孩子开始，艾卡就已经把江湖儿女里的赵巧巧甩了不止一条街。当然，单看开头还不足以彰显女主角演饰者萨玛尔的演技，毕竟有剧本的加持。

产后大出血时用冰锥麻痹自我时的绝望、自己用手把乳汁挤出以避免发炎时的痛苦、想要找到工作还钱却走投无路时的悲凉、甚至是对着帮助自己的人也要不择手段的无奈……

艾卡的眼神里总有种令人窒息的沉重，像一个有力的拳头在时时刻刻攥着你的心脏、挤压你的胸腔。

怒火冲烧却时刻隐忍的说话声使女主的声音听起来格外怪异，语音语调像是一种不讲章法的抑扬顿挫。上一秒音量陡增就要准备爆发，就在即将失去理智的瞬间却又在下一秒突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卑微，于是猛然回收。

艾卡的地位早已写在她的块头上，在电梯口被人流迫挟而动，在地铁里挺着脖子呼吸，生活的重压像一八年冬天莫斯科的暴雪，想把她迅速掩埋；她本人也像莫斯科的清雪队一样，来往奔波，超负荷运转。

沉重却又无力的喘息声和隐忍的说话声成了她对无情世界最后的控告。可当最后抱起自己儿子的时候，她居然又学会了哭声，原本已经对痛苦麻痹、产生抗性的她再次被孩子的哭声唤醒，殊不知这到底是母性的高光回归还是悲痛的卷土重来。

手持摄影的震颤、胶片制作的颗粒感在配上与女主同一水平高度的机位让写实感倍增，不亏导演本人是拍纪录片出身。都说拍故事片，从剧本到杀青一直是一个减分的过程，但纪录片却恰恰相反。果不其然，在《小家伙》里，纪录片导演这个经历就赋予了谢尔盖·德瓦茨沃伊不同于常人的财富。开头跳窗那段，承受着女主全部身体重量的玻璃窗真的就像每个观众担忧的那样破碎，后来跳出窗户时裤子又被水泥钉勾住，这些原本都是意外情况，但是导演抓拍的好，女主应对的也好，最终真的加分不少。

就像辛德勒名单里需要安排一位红衣姑娘一样，旅店老板的郁金香也的的确确撕裂了黑夜给人带来了光。其实郁金香很早就在女主的窗台上出现过，但她却总是因为一天下来的劳累而将其忽视甚至摧残，而只有到了影片中段，当大片的鲜艳绽放在灰白、黑暗色调的房屋里时，观众才和女主一起，被其惊艳、振奋、眼前为之一亮。

【交流问答】（Q：提问；A：回答）

Q1:扮演母亲艾卡的萨玛尔本人真的也经历过这些吗？她是如何演的如此真实的？

A1:其实萨玛尔本人是一个未婚也没有生过孩子的女性，所以这也是我非常佩服她的一点，她居然可以将这个角色演得如此真实。（此时观众都非常惊讶、惊叹）就是开头那段在工厂里拔鸡毛的桥段，都是练了好久，但当我们具体问到时，她却一笑带过。所以说，萨玛尔她本人强大的心理素质却的确是和扮演的艾卡有几分相似的。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这部影片的女主角以外，其他的角色扮演者大多都是非职业演员。

Q2:这部电影让人看下里有些过于压抑。

A2:的确如此，甚至有人将《小家伙》戏称为都市版《荒野猎人》，虽然文本非常传统，但的确把一个人在绝境中的挣扎表现到了极致。但其实，这个故事是由真人真事改编的，据报道，每年莫斯科都会发现两百多个吉尔吉斯斯坦弃婴，而导演拍摄的时候也继承了他一贯的写实手法，多使用手持和长镜头，平视的机位其实也可以看出导演个人拍摄的时候还是很克制的，包括他其实有给到郁金香的一个镜头，还有就是在宠物店里，暂时温饱的艾卡伴着迪斯科舞曲终于露出了久违笑容。

Q3:这部电影的预算看起来不是很多？

A3:这部电影差不多一共加起来花了四百万美金。其实导演在做纪录片之前最开始的职业是飞机工程师，他是一个由理转文的人，所以说拍东西一般不会总是把东西往里加而是秉承less is more的理念，用的每一个镜头都非常精准。

Q4:那作为大中华地区的版权拥有者，你们投资之后能收回多少，有期望想要让它在中国公映吗？

A4:是这样的，这部电影差不多有四个投资方，一个是我们，还有俄罗斯、波兰、德国的电影投资委员会，我们如果把这部影片放在各自的地区上映的话，是可以独享收益的，但如果在其他的地方，比如美国的话，那么票房就按投资比例分配。我们现在的话，也在努力争取上映，让更多的人去看到这部电影。

【制片人感想】

其实这部影片所讲的所有故事并非只有女人才能经历，这也并不是一个非要大女主的电影，很多情感，男性观众一样感同身受。此外的话，这个故事的发生地也不一定非要在莫斯科，北京、纽约、伦敦，这些一线的大城市都在发生着很相似的故事，所以只要是外来务工人员来看，他们都是会有通感的。

走出影院我想到以下并置的画面：西伯利亚冰冻的湖面上凸起一块锋利石头——奔跑的都灵之马；莫斯科地铁的巨大轰鸣——掉在轨道上的婴儿和站台上用报纸挡住脸的乘客；烧红了的带刺的鞭子——不断流血的阴道；几个狗崽子不顾狗妈妈肚子上将要崩裂开来的伤口，一边用爪子扒着伤口，一边拼命吮吸乳汁。最后一组画面来自谢尔盖·德瓦茨沃伊的《小家伙》。

这部电影刺痛了我，在我看来，这部影片的导演在前人的基础上又将现实主义向前推进了一步。

一些批评说《小家伙》这种题材都被蒙吉和达内拍烂了，再拍这种题材没什么意思。这种逻辑令人愕然，难道比利时的苦难能代表中亚的苦难，罗马尼亚的人道主义危机能代表中亚的人道主义危机？难道有人拍过类似的现实主义题材，现实就不复存在了？对于他们而言，题材不过是新鲜与否的下酒菜，至于现实，那和他们的“电影”离得太远了。至于有人指责这部电影在手法上和罗马尼亚新浪潮的新现实主义相似，也不新鲜了（又是新鲜呵呵），甚至是在卖惨。

相似的指责，在2016年肯洛奇的电影《我是布莱克》拿金棕榈的时候也遭到了一些人的群嘲，借用两条短评回应这些人。

同志亦凡人中文站：“有评论真心让人炸毛：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老大爷，五十年来都在拍下层人民；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记者，喝了几口左岸咖啡居然就要人退休——你们咋不上天呢？！”

Cello Phanie： “很讨厌剥离文本评论电影的人，高端是吗？跟你们所鄙视的只看文本的人比高端在哪儿啊？肯洛奇爱拍底层人民，就是原地踏步了？他拍了这么多年，想讲的事情想改变的东西都还存在，为什么不继续拍？He cares！What do you care？”

导演以一种毫不妥协的、挑衅的、决绝的姿态将这部影片置于观众面前，拒绝用一种虚假的态度同观众和解。具体体现在：女主角Ayka一直在为生存奔波，不停出现的肚子疼、冰锥和下体流出的血，不断重复的挤奶，不断的令人焦躁的手机声，令人不安的孩子哭泣声，以及营造出来的冰冷感。这一切都让在场的观众感受到一种不适，影片中不断受虐的Ayka，反过来就是不断的在虐观众，导演用一种再造的真实（一种拒绝道德伦理和解的真实，一种拒绝人道主义关怀的真实，一种赤裸裸展现他者之脸的真实），来讲述吉尔吉斯斯坦劳务工在俄罗斯的生存问题。影片从头至尾都没有展示出温情或希望（即使有，也是一闪而过，后文会具体提到）。剥离了娱乐属性，剥离了叙事节奏，剥离了所谓人性的光辉的升华，也剥离了所谓的人文关怀（中产阶级对底层的凝视），导演用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践行了“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样一种粗粝美学，现实主义电影和真实的二律背反也由此产生——即，当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无限逼近真实的时候，它是否还能承担起艺术的作用，或者说，现实之下，现实主义电影何以可能？

通过《小家伙》我将试图讨论以下几点：

1 谢尔盖·德瓦茨沃伊的粗粝美学是否自洽。

2 结合导演的前作《图潘》进行纵向的对比，理出导演的创作思路及其转变。

3 结合达内兄弟的《罗塞塔》进行横向的对比，并在列维纳斯他者之脸的语境中，回答为何两个导演走出了两条不同的现实主义之路。（有趣的是，导演谢尔盖·德瓦茨沃伊称从未看过达内兄弟的影片，他们都是从拍纪录片开始走向电影的）

4 回到上面提出的问题：现实之下，现实主义电影何以可能？

再造现实的基础——吉尔吉斯斯坦自九十年代初到现在

导演在访谈中说明了他的创作初衷：在2010年，莫斯科的妇产科有248名吉尔吉斯斯坦的弃婴（以上数据来源于俄语媒体的信息，不是公众号和有些影评乱写的150,250,300，甚至25000。而且有准确的年份，2010年。只要稍微用bing查一下就能查到）。导演称中亚的妇女普遍有浓厚的家庭观念和信仰，做出这种举动是很难以让人接受的，他想通过这个电影探讨为什么这种极端事件得以发生。

故事发生在莫斯科，但如果我们对以下情况有所了解，能让我们更加清楚的看到这个电影的现实基础：

1 吉尔吉斯斯坦经济落后，国家财政收入一大部分来源于劳务输出。截止2017年2月，有60余万吉尔吉斯斯坦劳动移民在俄务工，吉尔吉斯斯坦整个国家才接近600万人口。根据吉国家银行官网公布的数据，2017年，从俄罗斯汇到吉尔吉斯斯坦的侨汇金额为24.35亿美元。世界银行估算，吉侨汇收入相当于国家GDP的30%。这60万中，其中一大半都是非法劳工，Ayka就是这其中一员。实际上作为哈萨克族导演，他的目光并不仅仅局限于吉尔吉斯斯坦，中亚五国所面临的问题是相似的。如下表：

实际上，因私入境的人员95%以上都是非法务工人员。

2 吉尔吉斯斯坦是一个较为世俗化的穆斯林国家，但近年来社会风气趋于保守，截止2017年，吉尔吉斯的清真寺有2743座，已经超过了中小学校（2231所）的数量。

3 重男轻女，女性地位非常低。吉尔吉斯斯坦的短片《Seide》，通过一个女孩Seide和马的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吉尔吉斯斯坦女性在婚姻中的禁锢和在社会习俗中的束缚。《小家伙》中有个细节，Ayka回到群租房中，一把将家庭照片（父亲，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扫到了地上。Ayka是一个从家庭的禁锢中逃离出来的女孩。并且可以推断，他家里的人可能都要靠她的收入生活。

4 1991年从苏联独立出来后，在经济上依靠俄罗斯，在政治上被俄美两个大国撕扯。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政治动荡。发生两次政变，有十个总理被更换，两个总统被赶下台。吉尔吉斯斯坦同时拥有两个大国军事基地。大记事如下：

• 1990年10月阿卡耶夫被当选为新独立国家吉尔吉斯斯坦的首任总统。北方人阿卡耶夫执政15年，一度被西方誉为“中亚民主战士”。

• 2005年3月24日在吉尔吉斯斯坦爆发郁金香革命，阿卡耶夫被迫离开首都逃亡俄罗斯，在莫斯科下台。

• 2005年郁金香革命后，南方人巴基耶夫上台执政5年，2010年4月7日吉尔吉斯斯坦再次发生颜色革命，多个城市和地区发生大规模流血骚乱，巴基耶夫下令向示威群众开枪，86人被打死，巴基耶夫同样被迫离开首都在南部老家停留几天后逃亡白俄罗斯，在明斯克下台。

5 俄罗斯对待劳工移民的态度是暧昧的，甚至是不公的。俄罗斯这些年的经济发展离不开这些便宜的劳动力，但同时也给俄罗斯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俄罗斯当局对非法务工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这给黑恶势力横行，警察寻租带来了合适的土壤。

以上就是Ayka的生存背景，这个背景中的莫斯科不是举办2018世界杯的莫斯科，也不是中产阶级开宝马养蜥蜴的莫斯科，而是Ayka的莫斯科，一个生死存亡的丛林。绕开这部影片的社会、政治因素去谈这部电影是注定无法消化的，导演隐去了太多东西，但并不代表这些东西不存在，Ayka就像一个不停旋转的陀螺，导演用减法专注于人物，但背后更想表达的是这个大雪当中的陀螺所在的冰面和抽打她的人和鞭子。被这个小家伙卷进来的有她不在场的家庭（妹妹），竞争者（抢她工作的工友），俄罗斯黑心企业主（跑路老板和打她的原雇主），俄罗斯中产阶级（兽医、妇科医生、产科医生、开宝马的工会领导——他们都对Ayka充满了偏见和歧视），黑恶势（黑社会、警察和旅店蛇头），良知（柯尔克孜族女清洁员）。Ayka这个尊严被践踏的小家伙就像这场暴风雪中的一个能量巨大的风眼，将莫斯科外来非法务工这个阶层掀了个底朝天。实际上，导演在访谈中提到，现实的残酷程度比电影有过之无不及，谢尔盖·德瓦茨沃伊的《小家伙》中所展示的粗粝美学在这种极端的背景和环境下得以自洽，他不加修饰地再造了真实。

从《图潘》到《小家伙》——郁金香的隐喻

Tulpan在哈萨克语中是郁金香的意思，郁金香在两部导演的作品《图潘》和《小家伙》中带有十分明确的政治隐喻和互文。

谢尔盖·德瓦茨沃伊筹拍《图潘》是在2004年到2008年，这四年颜色革命的思潮在中亚风起云涌，背后是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打击，利用这些国家的内部矛盾，扶持反对派，给民众灌输所谓民主的思潮，颠覆现有政权，扶持亲美政权。2005年，经济最差的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郁金香革命，推翻了当时的政权，赶走了当权15年的总统。受到这股思潮影响哈萨克斯坦也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在电影中，图潘是男主角Asa始终追求的女孩，图潘始终未能露面，只有一个一闪而过的背影。图潘是一种从未见过，不切实际的虚幻梦想，是美国口头承诺的海市蜃楼。导演谢尔盖·德瓦茨沃伊显然对这个思潮有着冷静的思考。在《图潘》的结尾，Asa跳下代表美国自由精神的车，回归家庭，回归草原。从日后吉尔吉斯斯坦民不聊生动荡的局势，再对比哈萨克斯坦的对这股思潮的抵御保持了国家稳定来看，可以说导演非常具有远见。

到了《小家伙》中，Ayka两次将喜欢她的男孩偷送给她的郁金香狠狠地折断丢在垃圾桶里，意义不言自明，两次郁金香革命，两只折断的郁金香。从吉尔吉斯斯坦逃出来的Ayka（导演）自然对所谓的郁金香革命失望透顶。事实上，吉尔吉斯斯坦在2010年滑入“失败国家”行列，至今为止，国家政局一直不是很稳定，经济长期处于低迷。小家伙不只是女主角的名字，更是在地缘政治中吉尔吉斯斯坦的缩影——那个面对巨象俄罗斯的小家伙。而哈萨克斯坦虽然抵御了住了颜色革命的侵蚀，但内部矛盾随着集权统治的固化而暗流涌动，问题不比吉尔吉斯斯坦少。纳扎尔巴耶夫于1991年当选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任总统，期间不断修改宪法，哈萨克斯坦议会2007通过宪法修正案，授权纳扎尔巴耶夫可不受次数限制地连任总统职务。在2019年3月，纳扎尔巴耶夫宣布辞职，哈萨克斯坦进入后纳扎尔巴耶夫时代，前途未卜。

从《图潘》到《小家伙》，从哈萨克斯坦到吉尔吉斯斯坦，从美国到俄罗斯，导演谢尔盖·德瓦茨沃伊作为一个中亚的作者导演，显然对这块土地怀有深刻的认识和情感，有着自己清晰的政治观点和脉络。如果说《图潘》是富有诗意的表达多少代表了希望，那么《小家伙》的极端表达，则显示出这种希望的破灭和愤怒，甚至是悲观的情绪。这种创作态度上的转变，具体体现在创作形式上的转变，德瓦茨沃伊抽离了《图潘》中浪漫的诗意和灵性，只剩下血淋淋的现实。他要为现实主义电影注入新的活力。

镜头语言中的身体隐喻——列维纳斯式的一种解读

导演并未讲述Ayka何以成为影片开始就惊世骇俗的抛弃了自己孩子的“动物”。逃离家园，非法居留，被警察强暴怀孕生子，签下高利贷，被工友无耻的顶替，这一件件生活的磨难导演并未展现，只是作为初始值赋予了Ayka，但每一件看不见的事情的发生，就像卸下了她身体的一部分，同事卸掉的还有她作为人的尊严，剩下的只有她的脸，一张列维纳斯所说的他者之脸在这种情形下得以展演，而Ayka被卸掉的部分，全都被无情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大雪所埋没。摄影机几乎是全程贴着Ayka的脸在拍，这是她身体的隐喻，也是列维纳斯的他者之脸的阐释。

Ayka时刻都处在身体上的不适，疼痛从始至终伴随着她，这疼痛，不仅是Ayka的，也是给予观众的，让观众感到生理不适，在最大程度上试着去理解他者。

达内兄弟的创作深受列维纳斯的影响，在创作手记中达内提到，没有列维纳斯的他者之脸，就没有《罗塞塔》。在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列维纳斯所说的他者之脸的意义。列维纳斯作为挑战整个西方哲学的伦理学家，首次将西方哲学打包（整体性），提出了整个西方哲学自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再到康德和海德格尔，都未能逃出以“我”出发的一元论，这种一元论带来的后果就是对他者的规训和征服，是一种赤裸裸的霸权。（哥伦布的征服和奥斯维辛就是这种整体性对他者的霸权的集中体现）。继而列维纳斯论证，想要让哲学走出一元论的死胡同，就要抛弃本体论作为第一哲学这个发端，建立以伦理学为第一哲学的哲学，重建形而上学。彻底真正思考他者这个概念，由他者出发，建立一种多元共生的哲学，他者之脸就在这个体系中得以提出。在列维纳斯最为重要的著作《总体与无限》（Totality and Infinity）中，脸被视作超越总体、表征无限的最佳代表。总体性是希腊传统的衍生，是西方哲学的基石。这种总体具有内在性的特质，一切皆在“我”之内，这种整合的倾向将一切吞噬，包括人的主体性。列维纳斯以“脸”来抵抗这种思维窠臼。列维纳斯的“脸”具有二重性，即可见性与不可见性。同时，这种二重性也是其对抗总体性（“我”的霸权）的两条路径：一种是以“脸”的具象化的凝视击碎“我”的侵蚀，一种是通过相遇-言谈这种方式进行回应与责任，揭示一种天然的的伦理关系，从而消解总体性的建构。在这种无限性的传达与“他性”的复活中，他者之脸作为一种显像出现了，列维纳斯建构了一套新的以伦理为中心的第一哲学。总之，他者之脸不仅“抵抗着占有，抵抗着我的权力”，而且还预示着一种责任的召唤，激发着我对他人的责任感。

并不清楚谢尔盖·德瓦茨沃伊是否受到列维纳斯的影响，但我们可以看到，面对同一个题材，将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纳入列维纳斯式的伦理讨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导演所作出的两种不同的反应，在列维纳斯“脸”之对抗的途径中，我们都能找到解释。

显然，《小家伙》是第一种：以“脸”的具象化的凝视击碎“我”的侵蚀，这是一种可见的面对面，是一种表层的对视，他者和他者在这里相遇，这是一种斗争的姿态，甚至是一种以暴制暴的的方式（因而观众感受到生理的不适）。

《罗塞塔》则是列维纳斯给出的第二种途径，也是他给出的答案：人要面善，在这种隐形的他者之脸的理解中，建立一种多元共生的伦理哲学。列维纳斯说，道德不是哲学的分支，而是第一哲学。此外，人的责任是大于自由的。《罗塞塔》正是这样做的，对比《小家伙》，罗塞塔在剧作的中段就开始在道德的伦理中挣扎了，最后人性的光辉在她的挣扎中复活，随着罗塞塔终于在影片结束之时哭了出来，一个新的罗塞塔诞生了。而Akya在不断的为生存做挣扎的时候，并没有伴有伦理道德的挣扎，只有到了最后，Ayka在被逼到绝境的时候，她身上的本能的舐犊母性才在这一刻闪现出了一丝绝望的人性。除了结尾都哭了这个互文，还有两处互文也能看出这两个导演的思路。两部影片都有肚子疼这个环节，罗塞塔是用电吹风机暖肚子，有一种幽默和温情，而Ayka则用冰块去阵痛，则显得冰冷无比。两部影片都没有任何配乐，但都有女主角听音乐这个场景。罗塞塔这一段是作为全片的高光时刻，也是将罗塞塔逼入道德困境的死角，而Ayka这一场戏则十分短暂，一闪而过。

在叙事节奏上，谢尔盖·德瓦茨沃伊不给Ayka和观众喘息的机会，Ayka不断的被肚子痛，涨奶，催债，找工作所驱赶，唯一的闲暇时刻，她看的书还是关于缝纫技术的。（书一共出现了5次）。《罗塞塔》则在叙事上有张有弛，罗塞塔的闲暇时刻是钓鱼，这缓解了罗塞塔的焦虑，也缓解了观众的焦虑。

由这两部电影我们可以看出，导演谢尔盖·德瓦茨沃伊在现实主义这个题材上是有进一步的思考的，也就是说，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是拍给谁看的，对所关注的底层，又有什么意义？当然《罗塞塔》和《小家伙》都是优秀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罗塞塔》获得金棕榈之后，比利时政府出台了针对青少年失业的法案——罗塞塔计划。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在多如牛毛的现实主义电影中，这种由电影所带来的改变是非常微不足道的。上述形式上的分野，也带出了最开始的那个二律背反式的问题：现实之下，现实主义电影何以可能？

现实主义电影何以可能——由阿多诺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说起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个元命题。毕竟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但在当下却依旧有着现实意义。

阿多诺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句话延展开来，在一个更为形而上的维度上提出了一个更为宽阔的问题：奥斯威辛之后艺术是否可能。由此产生了二律背反的问题框架：

正题：奥斯威辛之后艺术是可能的。

反题：奥斯威辛之后艺术是不可能的。

阿多诺从反题出发，先是指出，奥斯维辛之后的艺术呈现出其有限性，他指出“所有的后奥斯威辛文化（post-Auschwitz culture），包括对它的迫切批判，都是垃圾。”，随后，他在艺术与文化工业的对比中展开自己的思考，从而确认艺术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文化工业的侵蚀，警醒地提出艺术被工业文化驯化的倾向。他说：

“自从艺术被文化工业接管并被置于消费商品之中后，艺术的欢畅性已成为人造的、虚假的和蛊惑人心的东西。没有什么欢畅能与武断的做作之物和谐相处。”

“艺术必须自动与欢畅一刀两断，假如它不去反省自身，它就不再是可能的了。艺术这么去做首先是被新近发生的事情推动的结果。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不可能的那个说法不能把握得过于绝对，但可以确定的是，奥斯威辛之后欢畅的艺术则不再是可能的了，因为奥斯威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然是可能的。无论艺术多么仰仗善意和理解之心，它在客观上已退化为犬儒主义。事实上，这种不可能性早已被伟大的文学意识到了，首先是被欧洲这场大灾难前将近一个世纪的波德莱尔意识到，然后又被尼采意识到，并且它还体现在格奥尔格派（George School）对幽默的戒除中。”

阿多诺在《美学理论》中曾经说过：“一方面，文化工业吞噬了所有的艺术产品，甚至包括那些优秀的产品，……另一方面，文化工业的客观冷漠性及其巧取豪夺的能力最终也的确影响着艺术，使其变得同样冷漠了。” 可以看出，悲愤是阿多诺在面对“后奥斯维辛”艺术的情绪，对资产阶级的冷漠的失望，共同构成了阿多诺的反题。

在阿多诺提出反题后的数十年之间，阿多诺不断修正和继续深化这个问题的正题：“艺术何以可能”的脉络逐渐清晰。

首先是题材问题。黑格尔在其《美学》中的陈述——只要人类还存在着苦难意识（awareness of suffering），那就必须也有作为这种意识之客观形式的艺术同时存在。阿多诺也同意这个说法：

“与论证性知识不同，艺术不需要以理性的方式去理解现实，……理性认知有其严重的局限，它没有处理苦难的能力。理性可以把苦难归入到概念之下，可以提供缓解苦难的手段，但它却从来不能以经验之媒介来表现苦难，因为倘若如此操作，按照理性自身的标准衡量，这就成了非理性的东西。因此，即便苦难能被理解，它也依旧哑然无声，微不足道——顺便提及，任何人只要看一看希特勒之后的德国，便能够自行证明这一真理。于是，在这个充满着不可思议的恐怖和苦难的时代，那种认为艺术可能是唯一存留下的真理媒介的观念是颇为可取的。”他进一步说明：“人类的苦难迫切需要艺术，需要一种不去粉饰苦难和减轻苦难的艺术。艺术用其厄运之梦呈现人性，以便人性能从梦中惊醒、把握自己并幸存于世。”

本雅明说：“正是由于没有希望，希望才赐予我们”。在绝望中寻找希望，艺术该如何抵抗文化工业的侵蚀，或者说，艺术何以成为可能。阿多诺也尝试给出一个答案。在阿多诺眼里，现实的严肃性是艺术作品的基本要求，“作为逃离现实却又充满着现实的东西，艺术摇摆于这种严肃与欢畅之间。正是这种张力构成了艺术。”总体而言，阿多诺并不是在根本上否定艺术的存在资格，而是反对向政治献媚的艺术，反对以现实之名行娱乐之事的艺术，在紧惕那种虚伪的艺术的同时，推崇批判和反思性的艺术，阿多诺通过对贝克特和策兰的研究，得出了正题的结论，即，用虚无的沉默来抗争。

以上就是阿多诺关于这个元命题的梳理，阿多诺关于文化工业的批判和警示是非常具有先见性的，但对于艺术何以成为可能，他提出的一条新的道路，在现今来看，是存疑的。毋庸置疑，贝克特，策兰的作品都是真正的艺术，但阿多诺所处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可以看出后现代的解构在新的资本主义侵蚀下，并未展现出更为生猛的力量。贝克特和策兰沦为精英阶层的小众读物。后现代消解了一切，同时把自身也一并消除了，陷入虚无的艺术和哲学的意义还剩什么呢？反对和批判不是意义，只是工具。

积压在仓库中无人问津的《贝克特全集》

相反，新资本主义对艺术的侵蚀更为隐晦。且不说村上隆这种跪舔资本的艺术玩家，连之前扛起反抗资本主义大旗的达达主义也被招安成资本商品的一环。随着全球化、数字化的到来，对人的控制更为隐蔽，政治权力利用这种便利，高举右倾复辟的大旗面不改色。我们通过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个元命题，再回过头看本文提出的问题：现实主义电影在现实面前何以可能。答案不难得出，艺术需要现实主义电影去反映现实，当苦难的现实进入艺术之中后，艺术便负有了唤醒人性之责。“这种人性显然不是与资产阶级肯定性文化相关联的那种人性，而是戳穿“冷漠”的坚硬外壳，直指人心深处残存之良知的人性。” 艺术唯有如此去表达现实，才能自立。但在如何是现实主义题材电影这个维度上，产生了分野。正如阿多诺所说，艺术摇摆于严肃与欢畅之间。

如果严肃和欢畅位于艺术天平的两端，达内兄弟的《罗塞塔》出于一个绝佳的平衡点，我们以此为参照点，我们要紧惕的位于欢畅这一端的，且天平向着这一端逐渐倾斜的电影——那种虚伪的、打着人道主义关怀的现实主义电影，这种电影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从著名的《辛德勒名单》，到如今掩藏的更深的《何以为家》（这才是卖惨电影），尤其是中国近几年打着现实主义题材的幌子的《我不是药神》，《狗十三》，《米花之味》《地久天长》，充满了伪善和虚假。阿多诺批判道：大众在文化工业中并非主体，而是“被精心算计的对象”；艺术虽然释放出了快感，它的欢畅性恰好体现在这里，却最终演变成了廉价的安慰。

再看天平这一端，从严肃性逐渐递增，我们能看到以下序列：《小偷家族》，《我是布莱克》，《作战》，《小家伙》，现实主义电影作者越来越显示出和以往不同的姿态，拒绝没有意义的和解，拒绝轻易的关怀和剧作要求的人性弧光，让现实回到电影当中，在右倾主义抬头的全球化中，我们这些作者导演做出了正确的表率，那就是斗争。正如齐泽克一直以来的提醒和呼吁的斗争——“从资本和国家权利中夺回话语权，使之可为公共辩论所用，是绝对必要的”，要警惕资本主义在艺术和科技中隐蔽的渗透，从豆瓣文艺青年群嘲金棕榈《我是布莱克》可以看出，这种渗透是如何让这些知识分子变得冷漠和反智。在这种情境下，以前那种闪现着人性光辉的现实主义电影在现今资本的侵蚀中，显得那么疲软，我们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这就是《小家伙》的意义所在：刺痛观众！阿多诺非常欣赏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也表达类似的观点：“应当经常在‘疼痛’的地方，也就是某些集体的规范与个人的利益发生冲突的地方去认识社会，而社会正是存在在这里，而不是在任何其他地方。” 艺术也应当如此，如果说艺术得以可能，那就是因为它在其所在，在令人感到疼痛的地方。谢尔盖·德瓦茨沃伊的《小家伙》做到了。

当Ayka逃离家园，在一个全新、陌生和寒冷的社会试图立住脚跟的时候，当她被这个社会逼迫到崩溃的边缘的时候，Ayka终于从从一个社会人的角色中暂时脱离出来，在哭的那一刻，她短暂的退化成一个自然人，闪现出一丝人性光辉。唯有用这样一种方式，才能刺痛座椅上已然被“人道主义关怀”和”人性光辉”滋养习惯了的观众；才能让观众真正思考什么是真实的现实，而不是新闻里的一串数字；才能让我们思考，我们这个社会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才能让我们真正思考，什么是作为人，一个自然人的根本权利。

看死君：平遥电影展第一天，终于看到了期待已久的戛纳获奖影片《小家伙》。十月的清晨，有些冷。在看《小家伙》的时候，那种发肤的寒冷更是蔓延进了心里，我相信每一位观众都能感同身受。

电影里的莫斯科，正遭受着大雪的侵袭；同样，也侵袭着女主角Ayka的生活。影片从开始到结尾，镜头几乎没有离开过女主。这种“压迫式”的跟随，将所有观众彻底裹挟其中，与女主共同经历。困苦、无助、绝望，足以所有最丧的词汇来形容，丝毫不过分。

也许很多影迷会觉得，这部电影是一次用力的“卖惨”；但在我看来，这更是一次顽强的自我救赎。影片在哭声中落下帷幕，开放式结局，不知道母亲和孩子的命运最终将会如何。而从表演层面来看，女主角萨玛尔·叶斯利亚莫娃的这座戛纳影后奖杯的确是实至名归。

作为哈萨克斯坦女演员，萨玛尔·叶斯利亚莫娃这场令人震惊的表演，无疑是教科书级别的。影片中的她，艰难地面临着分娩、无业、负债、居无定所等生存困境。然而，在这地狱般的生活面前，她并没有彻底放弃自己。她总是喘着粗气在大雪中往返奔走，为自己哪怕多赚一线生机。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那便是“生命力”。

在《小家伙》之后，萨玛尔·叶斯利亚莫娃还刚刚拍完了市山尚三的新片，名为《盗马贼》，与她出演对手戏的是日本演员森山未来，着实令人期待。此外，我们还得知她很喜欢阮玲玉主演的早期中国默片《神女》，她也很喜欢王家卫导演的电影，曾因为《花样年华》而喜欢上了旗袍。

无论如何，期待萨玛尔·叶斯利亚莫娃在荣获戛纳最佳女演员之后，未来还能为我们带来更动人的神级表演。

在观看《小家伙》之前，我本以为全片最大的亮点便是女主角的演技，剧作上可能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惊喜。但事实上，《小家伙》的剧作比我预期的有更多值得解读之处。

比如在女主角帮忙代工做清洁的那家宠物医院里，有钱人总是牵着宠物进进出出；还有那条经历分娩后涨奶的母狗，恰与女主角的处境形成呼应，所谓“人不如狗”的残酷现实，大抵便是如此。再比如影片结尾处，女主给孩子喂奶那一刻的母性柔情，着实让人忍不住想哭。显然，这些细节上都有剧作的功劳。

导演十年磨一剑，用大量的心血浇灌了《小家伙》这部电影，也对《小家伙》冲击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给予了一些期待。我们有幸独家采访了《小家伙》的导演谢尔盖·德瓦茨沃伊，不妨来听听他怎么说。

独 家 专 访《 小 家 伙 》导 演

谢 尔 盖 · 德 瓦 茨 沃 伊

看死君：导演好，非常喜欢您的《小家伙》这部电影。您第一次来平遥电影展，感受如何？

谢尔盖·德瓦茨沃伊：让我感觉非常惊讶的是，这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昨天我们去参观一些地方的时候，导游跟我们说这里的景区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让人更为惊讶的是，这么古老的城市，还有很多的居民在住。

看死君：今年《小家伙》代表哈萨克斯坦冲击第91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对此您有什么样的期待？

谢尔盖·德瓦茨沃伊：当然有一定的期待。这部影片对于我个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戛纳电影节的奖杯，我们已经成功得到了，就是最佳女主角这个奖，这对我来说无疑是最大的一个。但对观众来说，奥斯卡奖也是很重要的。

看死君：女主角萨玛尔·叶斯利亚莫娃在影片中贡献了令人震惊的表演，最终成功荣获戛纳影后。她身上有怎么样的特质吸引到你？

谢尔盖·德瓦茨沃伊：第一，当然是她的表演天赋。我觉得她是一个很独特的、很独一无二的女演员，跟大部分女演员不一样。她能完全进入到她的角色里面，让自己感同身受。再加上她非常地勤奋，为了完成演出任务，她可以不停地工作，不断地去理解和尝试。她很热爱电影，很热爱自己的事业。

在我看来，演员的事业往往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工作，另一个是名气。有些人更爱名气，更注重名气；有些人则更注重工作本身。萨玛尔更注重的是工作，我更喜欢用“一颗钻石“来描述她。

看死君：最初与女主角萨玛尔·叶斯利亚莫娃的相识，是怎样的一个契机？

谢尔盖·德瓦茨沃伊：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就感觉到她会成为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演员。第一次，是我的团队去哈萨克斯坦一个北边的城市进行面试，是2004年，那时候我准备拍我的第一部电影，叫《图潘》。

电影《图潘》

那时候，她还是一个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然后我看了她面试的视频，我想她肯定会有很长的路要走。然后我邀请她去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首都，在那里见面进行面试。

看死君：您曾凭借《图潘》荣获戛纳一种关注大奖，印象中有不少喜剧元素；而如今的这部《小家伙》却是非常彻底的悲剧。为何会选择拍这样一出悲剧？跟您这些年的经历有一定关系吗？

谢尔盖·德瓦茨沃伊：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充满着悲剧。如果你每天都遇到悲剧，你也会开始拍相关的电影。同时，我们也得有力量去面对这个悲剧。如果你没有勇气去面对悲剧，那你也不能拍相关的电影。

如果你感到有勇气去拍这样一部电影，那你可以全面展示所有痛苦。也不要感到害怕，需要特别严肃地去对待。

看死君：拍摄《小家伙》的过程当中，您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最后如何解决的？

谢尔盖·德瓦茨沃伊：拍摄过程比较长，用了六年时间。这么长的时间，最难的就是保持这种拍摄的活力。还有拍摄的那种感觉，需要把它保留住是最难的。不仅自己要保留，也要把它传递给所有主创。

可以说，导演像个魔术师一样。我们当然不是六年每天都去拍，但是每一次去拍摄基地，就得让你的演员们感到惊讶、惊艳，就得给他们力气，给他们动力去投入拍摄。

看死君：从2008年的处女长片《图潘》到2018年的第二部《小家伙》，这中间您有十年没拍电影，很好奇你这10年间您主要在做什么？

谢尔盖·德瓦茨沃伊：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可以说，我忙的就是这部电影的拍摄。这部影片是女性题材，其实选择女性导演来拍更合适，但我还是拍了这部电影。我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究这个主题，比如说母爱以及一个女人的感受。影片中有一场分娩的戏，为了了解这个，我去了很多妇产医院。跟一些女性病人还有医生进行了大量交流，也花了大量的时间来写剧本，修改剧本。

看死君：很多中国影迷看完后，都觉得《小家伙》这部电影很让人联想到罗马尼亚新浪潮电影，您对此怎么看？

谢尔盖·德瓦茨沃伊：确实跟罗马尼亚新浪潮的一些电影比较像，因为主题比较像，都是针对人和现实。但这部电影是真正属于我个人的，至于这部电影像什么，让评审员去决定吧。对我自己而言，最重要就是感受到这部电影，就是按照自己的兴趣、自己的心愿去拍。

看死君：想问您有没有喜欢的中国导演？记得您说过对张艺谋导演的《菊豆》这部电影印象深刻，认为是部很了不起的作品。您可以具体谈谈吗？

谢尔盖·德瓦茨沃伊：前不久，我看了一部比较老的中国电影，叫《神女》的默片，很喜欢。而对于张艺谋导演，我很喜欢《菊豆》，看完让人感觉很惊讶，因为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的中国。通过这部电影，能感受到所有的味道，就是像在嘴里面的那种感觉，五味杂陈。

电影《菊豆》

看死君：从世界电影领域来看，您喜欢的导演有哪些？有没有受过哪位前辈导演或电影大师的影响？

谢尔盖·德瓦茨沃伊：我有自己的榜样，有很多非常喜欢和佩服的导演，像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英格玛·伯格曼，还有张艺谋，都是我非常敬佩和喜欢的导演。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看死君：您后续还有新片计划吗？您与女主角萨玛尔·叶斯利亚莫娃还会有新的合作吗？

谢尔盖·德瓦茨沃伊：现在没有具体的计划，可以说我现在用完了所有的电量来拍摄《小家伙》，我付出了很多，现在需要再充电了。虽然没有具体计划，但还是有一些想法，也会想和中国的影人合作，有可能会在中国拍一部电影，我在想这个问题。然后女演员萨玛尔的话，当然会跟她继续合作，因为她是非常有天赋的。

看死君：非常期待，也希望《小家伙》能在明年的奥斯卡外语片上有所收获。

谢尔盖·德瓦茨沃伊：谢谢。

采访| 看死君；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2021.03.24

冰天雪地的莫斯科，签证早已过期的中亚女孩Ayka蜷居在狭小嘈杂的群租屋里，本想靠打黑工来偿还欠下的债，无奈老板捐款逃跑，两个月的肮脏辛苦付之东流。前同事落井下石，前雇主冷漠的拒绝帮助，被恶警察性侵后生下的孩子被遗弃在医院产房里，产后失血不止和产妇无法哺乳的双重痛楚时刻折磨着她，还要躲避债主灭绝师太般的追杀，至亲的妹妹自顾不暇，也帮不上什么忙。好像倒霉的事都让Ayka摊上了，每天无望的奔波求生，濒临在生死线上。什么叫卖惨，倒霉的事都让一个人赶上了，不要卖就够惨的了。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想当初Ayka必然也是带着一个美好的初衷来到莫斯科，有妹妹相伴，又有做一个裁缝的职业规划，应该也是有备而来，可惜理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一切希望破灭，源于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降临的灾难。遭遇意外，她视乎应该选择勇敢去面对现实，调整自己，利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讨回公道，争取作为母婴应得的福利和保障。可是她显然选择了逃避和放弃，倔强、固执己见的坚持自己理想中的初衷，这一点从她和妹妹的通话中表示不想过妹妹那样有五个孩子的母亲的日子可以窥探一斑。但是，倔强是要付出代价的。

性格决定命运，选择改变命运。大多数人的命运都要源于先天的性格和和后天的选择。所谓山难移性难改，先天的性格很难改变，后天的选择却机会多多，可以及时把握和调整。但是，机会也不会总是降临到你的头上，所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愿普天下每个人好好把握机遇，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

一位25岁的哈萨克非法移民打工妹，诞下男婴（被俄罗斯移民警察强奸的）后从莫斯科的一家医院翻窗逃离，之后的5天，不停地找不同的杂工，以求生存。由于欠债（20万卢布约1.7万元人民币？如果是20万哈萨克坚戈则约为3000元人民币，用于学习缝纫，想开店），迫于黑帮追债的压力，不得已准备把孩子卖了抵债。

整个片子，背景是一场大雪，阴暗的背景，给人以压抑的感觉，亦是对主人公的生活、心情的一种映照。全片，主人公没有掉过一次泪，只是在从医院抱回了婴儿后，在一个公共楼道内给孩子喂奶之时，主人公哭了，是迫于压力哭了，亦或是想到马上要把自己的骨肉卖给他人而哭泣。

这个故事，是对那类非法移民打工人群的生活状态的描述，让人看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群，以及他们的生活状态。很难想象，在21世纪的今天，还有这样的人在以这样的方式活着，非常可怜。我在看片子的时候，就一直在想，为什么要这样活着？主人公和妹妹的电话里也多少提及了一些，“就是不想像他们那样活，要活出自己的人生”，所以选择了黑在莫斯科，以一己之力要突破自生的原生背景、原生家庭、原有人生轨迹。还好，这个姑娘还年轻、肯干、能吃苦，祝愿她会好。

片子看得十分压抑，也倍感难受，就让我们珍惜自己的生活，享受当下，认真过好自己的每一天吧。

半夜睡不着觉电影频道在播就看了。人大概是无论如何都能活下去的，只要没死。也不太了解中亚的生活现状。有个疑问，女主借了高利贷，裁缝店也没开成，钱干啥用了？最后这个开放式结局，还是希望女主能把孩子卖了，不然又没工作又被追债她要如何养活孩子？开放式结局的希望真心没啥意义，你都把电影拍成这般鲜血淋漓了，还叫观众心中充满希望也不合适吧，当然人生比这惨淡的时候更多。我觉着这种情形不能叫惨淡，起码淡字不贴切，女主总是满头大汗的让人内心焦灼等等等。我一点不喜欢这个电影，吃过生活苦的人在这里也看不到希望，再苦点的她也没时间看这电影，实在是喜欢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