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汉山城

不得不佩服韩国的电影人，在玩这种历史题材电影方面已经把我们甩出了N条街。先不说主题、演技如何，至少韩国电影里面的清军说满语，红夷大炮炮弹不开花，兵器服饰都真实可信，咱们拍的呢？管他什么主战派主和派，无非都是为了维护一个朝廷的统治和自己的权势地位，尤其是那些大敌压境先互相内斗的大臣们，更是让人哑然失笑。什么民族主义宗室社稷，与黎民百姓何干？在强敌面前，连国君都如同蝼蚁，更何况民众与士兵了。弱国哪有外交？连和谈的资格都没有！可笑仁祖皇帝被围困在小小的南汉山城的时候，还幻想着子虚乌有的“八道勤王军”会前来救驾。《南汉山城》从头到尾的格调极其沉重压抑，却无处不在透露出历史的真相：残酷才是其唯一本质。

私利与公义的扭打

之前就发现韩国的历史片有独到之处，尤其像之前的《鸣梁海战》《思悼》等给人印象深刻，而《南汉山城》一出，感觉不仅是韩国历史片的新高度，也是世界历史片的新高度。

电影难得之处在于直面历史，我们很多观众一看韩国历史片，尤其是涉及清王朝的，都会来句“我大清”，好像自己姓爱新觉罗、钮钴禄一样。这样，在心态上就输了。

简单地说，故事的背景是：17世纪初，围绕着东北亚地区的霸权，与明国对立的女真族改国号为清，并要求朝鲜成为其属国。朝鲜秉持民族自尊心和与明国之间的邦交义气奋力抵抗。1636年12月14日，清国大军越过鸭绿江，攻向首都。仁祖和其大臣们南下江华岛的路被阻，因此逃至南汉山城。当然，朝鲜是经不起清军的攻击，最终朝鲜国王出城投降。也就是说，韩国人这次讲述的是一段屈辱的历史。

其实无论直面恐惧或者直面耻辱，人都会更加的理性，更加的警醒。这部电影，我觉得可以作为广泛思想教育的素材，也可以成为爱子爱女的私家教材。因为对于国民而言，大到治国安邦，小到炒股买卖，都可以从中获得安身立命的教训。

因为直面历史，直面耻辱，所以电影展现了很多“患难真理”，相当富有启发性。

朝鲜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投降？

很明显，正如影片所言“民族自尊心”还有“与明国的邦交义气”。正如日本历史上政客处理“黑船来航”（美国的海军进入其港口，逼迫其通商开放）一样，先摆出作战的准备再说，如果只是一味见到强大的敌人就投降，那么就会让民众对民族失去信仰，对国家失去信心，也会让国家政府对世界失去信用。所谓民无信不立（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所以，一开始以和谈为名出使清军大营，实际窥探清军强弱虚实的吏曹判书（简称吏判，我理解应与吏部尚书相当，因朝鲜为明朝属国，而降低一级称呼）崔鸣吉，发现没有胜算：清军粮草充沛，兵强马壮，十倍于己。所以一早就提出投降。毕竟此时，被困山城，又逢寒冬，不仅粮草短缺，而且缺乏御寒的衣物，兵器也残旧。而且之前也做过抵抗，不算是不战而败。但是崔一提出，就遭遇了其他大臣的反对，甚至有人主张要拿他的人头悬挂在墙上，稳定军心民心。

为什么忠臣良将俱在，却无法绝境反生？

处于优势，只需要谨慎，大致不会有岔子；但是处于败局，弱势，就好像看到自己手里的股票不断下跌，指数也在下跌。心里慌张，精神紧张，虽然有很多选择，但是似乎每一个选择都可能指向毁灭或者生机，不知道该怎么办才是“对的”！的确，人类本身并无法控制“偶然性”，不到最后一刻，谁也无法判定谁输谁赢。

朝鲜君臣陷入了一个困境，在这个困境中，似乎看不到一个“奸臣”（回头我们可以拿这个去反思、检验中国历史），每个人都是殚精竭力，忠君爱国；不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片中，主和派崔鸣吉的思路是对的，百姓有生机，国家有生机才重要。主战派的思路也是对的，就算要死，也绝对不是蛮夷的脚下。而且，主战派的战略和决策其实也没有“错”：一、虽然敌我悬殊，但是山城易守难攻，敌人也受苦寒影响；二、发现敌人虚弱的位置，准备突袭，向勤王军队表决心；三、发布檄文给勤王军队，里应外合，突破重围。但是，最终还是失败了，为什么？

关键是“大势已去”？不是，历史上并不缺乏绝地反攻，并不缺乏以弱胜强，更不缺乏抵御外侮的胜利。关键其实是“私利与公义的扭打”。比如说，朝鲜国王，他的利益难道就和国家捆绑？不是的，即使是一国之君。他在意的更多是“王位世袭”，他怕死，也不愿意送儿子去做人质换取和谈。至于大臣，领相（对应首相，宰相）也是忠心爱国，身先士卒。但是他也有“私利”，他坚持贵族的待遇，坚持贵族的尊严，更坚持传统的礼节，所以不愿意捐献出衣物给守城的士兵，所以即便突袭也要鸣鼓而出兵。在国王宣布投降之后，礼判金尚宪最后以死表诚，更是忠心耿耿，但是他也有“私利”，就是自己的名节。即便是从头到尾，我看不出有“私利”的崔鸣吉，正如他自己所言“臣以后便是万古逆贼”，是他草拟的投降书（本来该有礼判金尚宪写，但是金拒绝），是他坚持的和谈投降，所以他就像李鸿章之于中国历史一样，难逃“卖国贼”之名。连名节都放弃，只有像司马迁那种使命感十足的人才能做到。我们看不到他的“私利”，那毕竟也是放在现在来看，是他保留了朝鲜的生机血脉。放在历史上来看，真实的他，也完全可能是为了自己妻儿老小，自己的富贵荣华。更不要说那些勤王的军队，掌握救援大军的都元帅，竟然畏惧敌人，逡巡不前，接到檄文（表现君王抗战决心，命令出击的文书），居然想出“杀了送信使者，当做没有收到檄文就好”的办法。与国家同命运的国家统治者、朝廷重臣尚且如此，可见，即便在危难关头，个人的存亡兴衰与国家的存亡兴衰始终是不一致的。追根到底，私利与公义在扭打，终究两败俱伤。

而所谓的“不一致”，关键是统治集团与百姓的利益本来就不一致。一开始，金尚宪要追上国王，靠一个老人带着过冰路。他问老人：清军很快就要来了，你为何没有随御驾一起走。带路的老人回答：虽然他们生性野蛮，但总不至于和糟老头一般见识吧。小人熟悉这冰路，等清军来了，就给他们带路，换取些粮食吃。金又问：你可是朝鲜的百姓，为何昨天帮国君，明天又帮清军？老人回答：小人昨天帮御驾渡河，却连一碗小米都没拿到！金转身就把老人杀了，没错，他很理性，很识大局。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问题。后来，金让铁匠徐利铁替君王送檄文给勤王军，一开始就许诺：主上殿下，会给你大大地赏赐。徐却冷静地说：我做这件事情并不是为了主上殿下，殿下和士大夫是献上城池还是献上性命，都与我无关。像我这样的人，只要在夏天播种子，秋天有收成，冬天不饿肚子，我们的愿望只是如此而已。更不要说，领相出使清军大营，指责那个为清军翻译的朝鲜人：郑大人，我听说你祖上也是朝鲜人。结果对方反诘：你怎么能这么说呢？领相，我的父母是奴隶，所以我一出生就是个奴隶，在朝鲜，奴隶可不是人啊！再也别说我是朝鲜人。

所以，崔鸣吉和金尚宪在困境中，在山城里都琢磨透了：新的路，那是百姓的路还是国君的路？百姓和国君一起走的路，为百姓而走的新的活路……只有在除旧革新之后才能有，你也是，我也是，我们所拥立的国君也是，这就是我在城中所领悟到的。国家利益捆绑的其实是百姓，但是朝鲜君臣却始终忽略了百姓。如果百姓不被当作奴隶，他们绝对不会背叛，因为国家灭亡，他们连磕头作揖当奴隶的机会都没有。当然，要实现新的路，就得改革。

要放开私利与公义的扭打，只能借力百姓。

究竟崔和金两人领悟出来的道理从何而来？

我们可以看到，片中最应该被称为历史罪人的，不是崔鸣吉，而是领相。明明守军无法御寒，连武器都拿不起来，身体没有能量如何抗敌杀敌？而他的观点是：收集宗亲和士大夫们的衣服，有损体统，王室和士大夫若失去威严，在这寒冷而孤独的城里百姓将失去依靠。没有军队保护，国家就完蛋了，还说这样的昏话，可想而知。作为军事指挥，他更是“不懂装懂，食古不化”。将领提醒他清军悄寂，得先派人查探虚实，风大得等待时机。他居然说：今天可是巫婆算出来的必胜吉日。还敲鼓进军。前军中了埋伏，被突袭，毫无生机，他居然还要把剩余的军队全部撒出去送死。过后，还把罪责推到领军将领上，导致他们一人受杖责，一人被砍头。昏庸无能不可怕，关键是食古不化，成为历史的绊脚石。

相比之下，金尚宪懂得听取铁匠的意见：修改枪筒，提高攻击力；发送草袋，让守城将士保温。甚至最后还对铁匠委以重任，让他突出重围，去给勤王军队发送檄文。因为他听懂了关键，谁更有能耐，谁更聪明。肉食者鄙，统治者总是忽略了百姓的智慧；百姓的智慧都是被逼出来的，是九死一生总结出来的，能一样吗？相反领相，不懂军事，却不听取军事统领的意见，肯定只能起到反作用，越尽忠职守，越祸国殃民。

经此一事后，朝鲜君臣是否反生变革，我们不清楚，也无需过问，这毕竟是历史。但是影片所展示的目的和主题很明确：处于劣势，要图存求生。改革要与民同心同利，发掘新生智慧和力量。这对于我们而言，也应该深有启发。

此外，影片展示的大量政治哲学，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儒家思想的精髓，比如片中“民无信不立”“名义之辩”（片中被翻译为大义和名分，其实应该直接翻译“名”“义”）。17.11.10

提起韩国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尤其是那些叙事范围超出朝鲜半岛、涉及东亚别国的历史题材作品，总是让人很容易想起那些无视史实贻笑大方的经典——比如2006年的电视剧《渊盖苏文》，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史无前例地穿越到了隋炀帝的屏风上；2008年的《神机箭》，朝鲜人民开发出了堪比火箭炮的夺命武器“神机箭”……这些都是小国寡民心态之下意淫的终极产物，与中国三流的网络小说没有什么区别。

即便是一些成功的商业片，甚至是在人物和思想上有一定深度的商业片，如《太极旗飘扬》、《鸣梁海战》、《暗杀》，也常常出现些许历史错误。更重要的一点是，这类作品常常用力过猛，煽情过度，情感压倒了理智。观众激昂之余，很难从历史中体会到什么。

这就让2017年上映的韩国电影《南汉山城》显得格外可贵。

《南汉山城》的故事围绕1636-1637年历时47天的朝鲜“丙子胡乱”展开。1627年后金皇太极已经入侵过一次朝鲜，史称“丁卯胡乱”，朝鲜被迫与后金结盟，但实质上仍作为明朝的附属国，支持明朝，与后金敌对。随着后金与明朝矛盾加剧，后金迫切需要解决朝鲜问题。于是皇太极在1636年4月改元为清后，于12月再次出兵朝鲜。朝军节节败退，国王仁祖不得不从王都汉阳退守南汉山城。这便成了本片片名的由来。电影开头将这段历史背景以字幕的形式介绍出来，末了加上了一句似与历史背景无关的话：

那年冬天大雪纷飞，寒冷无比。

于是，整段干巴巴的历史，似乎因为这句话，一下子鲜活了起来。这句话也奠定了全片的基调，因为历史早已剧透了本片的结局：朝鲜战败，断绝与明关系、接受清朝册封、送出质子赴清、按时向清朝贡。

“丙子胡乱”在今天朝鲜与韩国看来，无疑是一段屈辱史。就算韩国电影不把它拍成《神机箭》那样的意淫片，把它拍成一部宣扬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主旋律片，也是没什么问题的。事实上，2011年电影《最终兵器：弓》就是这么做的，讲述了“丙子胡乱”中一个普通朝鲜弓箭手与精锐清军弓箭手展开的生死搏杀。

可是《南汉山城》偏偏没有走这些路。它拒绝夹杂任何情感上的倾向或引导，只有历史和基于历史的演绎。它的宣传海报，基本概括出了整个电影的风格，就是性冷淡。

电影的镜头色彩则让我想起国产电影《大明劫》，灰蒙蒙的、冷凄凄的，像是蒙上了历史的尘埃。里面的人物从不会像一些亚洲古装剧里的偶像那样光鲜亮丽，观众所能见到的就是不合身的军装、破损的盾牌、皲裂的皮肤。这大概就是所谓“历史的质感”。

“历史的质感”不仅体现在道具上，更体现在整部电影的主题上。《南汉山城》的主题在于对历史的反思，在片中这种反思呈现出非常多元化和多层次的角度，主要可以分成三点：国际局势、朝鲜体制和个人选择。

大国政治下的小国悲剧

电影对于17世纪的朝鲜的国际地位有着很清醒的认识：它不过是明清东北亚地区霸权争夺中的一颗棋子。随着明清矛盾激化，朝鲜在两方间周旋的余地也愈来愈小。电影将朝鲜在东北亚夹缝中艰难生存的状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承认自己是棋子，其实也是需要勇气的。

电影也毫不避讳明朝在朝鲜身上留下了浓重的文化烙印。朝鲜群臣奉明朝为上国、视满清为蛮夷，言谈间都是上国于“壬辰倭乱”中的再造之恩，即使身处重围依然坚持在新年向北京方向献礼。这样的处理在今天去中华化为主流的韩国，实数清流。

电影亦没有因为清朝是入侵者，就在形象上予以丑化。它难得地像理解自己一样理解入侵者：在女真族崛起的数十年间，它由一股以劫掠为生的马匪，迅速成长为一支足以问鼎中原的政治力量。在这个时刻，对已经建了国的清朝来说，战争开始从单纯的抢掠，向其本质——政治的延续——过渡。清军此番入侵，不是要进行对朝鲜肉体消灭，而是要朝鲜在精神上臣服，这不仅是免除自己对明战争的后顾之忧，更是全面取代明朝在亚洲朝贡体系中地位的第一步。所以在电影中，清军非常克制，每当朝鲜求和，就停止进攻。面对朝鲜的连番抵抗，皇太极给朝鲜王仁祖的信中写道：

就连你的愚钝，也算我的无德。

这句话基本就是在说，子不教，父之过。就在朝鲜群臣口口声声蛮子不可信时，这位蛮子头子居然已经以天朝上国自居，居高临下地检讨起自己来了。时代的变化之快，永远超过人类的认知。

作为中国人，很难想象一部韩国电影会以一种近乎亚洲以外的旁观者的视角，如此冷静地对待当年屈辱的自己，和造成这种屈辱的入侵者。事实上，《南汉山城》的重点不在屈辱，而在于强调在当时的大国政治下，小国悲剧是无可避免的。当小国自己看透了自己的命运时，作为大国的我们是不是反而生出了一些同情呢？

1637年正月，按照惯例，朝鲜王在南汉山城中向北京的大明皇帝献上新年之礼，然而此刻大明皇帝并无暇东顾。于是君臣一行人战战兢兢地在清军炮口之下举行典礼，时不时诚惶诚恐地望向城外的敌人。

而城外的皇太极则大手一挥：

随他们吧，他们也只是在做分内之事而已。

电影没有表现的是，此时明崇祯皇帝正调集水师入朝作战，只是援军未到，仁祖已降。这件事直到1749年才为朝鲜君臣所知。朝鲜王英祖说：

试思崇祯时景象，清兵满辽阳，流贼遍中原，然犹欲涉海出师，远救属国，中夜念此，不觉泪下。毅宗德意，无异神皇。

此时已是清乾隆年间，“丙子胡乱”已过百年余，昔日“蛮子”已是中原之主，并也即将重蹈前人覆辙。多少悲欢已成过往云烟，然而朝鲜半岛的小国坎坷却从未终结。

对朝鲜体制的自我批判

在非常清楚东北亚局势和自身在其中角色的同时，电影对当时朝鲜自身存在的问题非常不留情面，这一点倒是与当前很多现实主义韩国电影是一样的。

电影毫不犹豫地揭露了许多朝鲜大臣腐败、无能、懦弱、摇摆的丑态：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哪边人多就跟哪边；军队下山作战时，将军居然留在城内美其名曰“指挥”；不维护武器装备，导致军队战力低下；只管自己，不顾士兵和百姓死活。

所谓“亲不亲，阶级分”，面对这样的统治阶级，士兵和百姓自然毫无忠诚可言，所谓的民族主义在阶级矛盾面前不堪一击。

河边的渔夫，带朝鲜王过河，结果什么都没有得到；于是他决定留下来，跟着清军碰碰运气。

清军中的朝鲜翻译，面对自己身为朝鲜人为什么帮清军的质问，冷漠地回答说：

我的父母是奴隶，所以我一出生就是个奴隶。在朝鲜，奴隶不是人，再也别说我是朝鲜人！

比起其他韩国电影中有些过头的疯狂自黑，本片的自黑可以说是以小见大、点到为止。

时代大潮下的个人抉择

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和朝鲜自身的腐败脆弱，决定了这是一场不可能胜利的战斗。面对这种大变局，朝鲜的士大夫们迫切地需要作出一个决定：和，还是战。这个决定后面还隐含的一个决定是：生，还是死。

电影的故事主线围绕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两个人物，“主和派”吏曹判书崔鸣吉和“斥和派”礼曹判书金尚宪展开。他们也是电影一开场就先后出现的两个人。而他们的登场，颇值得玩味。

最先出现的是一个孤独的青衣背影，面对着一字儿排开无边无际的女真铁骑。

后来出现的是一个孤独的白衣剑客，手起刀落，砍翻了带仁祖过河后不愿随行、还声称要给清军带路的渔翁。

前者是“主和派”的崔鸣吉，后者是“斥和派”的金尚宪。

值得玩味的地方在于，“主和派”通常被人认为是懦弱的，可是崔鸣吉却敢只身闯敌营，展现出莫大的勇气；而“斥和派”或者说“主战派”通常被人认为是刚正的，可是金尚宪却视百姓的性命如草芥。

这种矛盾贯穿了两个人坚持自己政治主张的过程。电影对此也并未做任何评价，一切交由观众体会。

但是电影通过两个人的差异，至少表达了两个观点：

第一个是，行为并非评判一个人的依据，而要看动机和结果。清军入侵之时，朝鲜朝堂上，贪生怕死的主和者有之，跟风起哄的主战者亦有之。但很少有崔鸣吉和金尚宪这样的人，将个人生死与他人看法抛开一边，只去为自己的信仰斗争。

第二个是，两个人的主张对立，根本上还是阶级的对立。崔鸣吉相信的，是百姓不应遭受涂炭。为了百姓的姓名，王室可以不要尊严。他劝仁祖说：

请不要想和天下百姓一起死。

比起崔鸣吉的“不择手段”，金尚宪可以说是“泥古不化”。他相信的，是王室尊严。为了尊严，上至国王，下至百姓，都可以以死明志。所以他可以一刀解决打算给清军带路的渔翁。然而就在他给自愿出城送信的人许诺王室赐予的荣耀时，送信的人却冷淡地说：

我做这件事情并不是为了殿下。

由此金尚宪才明白，朝鲜的王室与人民，已经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没有双全之法。迷茫中他知道需要革新，但却痛苦地得不到答案。

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就此走上各种的路，而整个朝鲜也将迎来数百年未有的新命运。

结语

《南汉山城》并非完美。为了客观、全面地展现“丙子之役”中的各方，电影时而琐碎，时而冗长。但作为一部历史电影，其历史部分的高水准，在我看来可以弥补电影方面的不足。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就如同当年《大明劫》没有在中国收获多少票房一样，《南汉山城》在韩国的票房表现也不过了了。《南汉山城》中所表现的这种屈辱，与如今亚洲各国高涨的民族主义格格不入。

所以，我更加佩服《南汉山城》这种直面屈辱的勇气；而且他们直面屈辱所用的武器，不是无脑狂热的吼叫，而是冷静客观的思考。

两个忠臣，生死之辩。一帮文臣，因势利导。一个主君，有对有错。人根本无法在历史的洪流面前，做出超越性的选择，只能按照自己心中道路坚持下去，而我们后人却总是以一种超脱视角去评判，根本不懂当时人的选择，他们可能只是想活，当然也不排除某些人知道应该怎样活，没想到韩国主旋律电影已经可以做到如此地步了！克制强烈的民族主义，正视历史。而这对比之前的那部《鸣梁海战》，算是有了不小的进步。而这样的主旋律怎不叫人拍手称快。

韩国电影题材中自黑已不算是新鲜事，黑政府，黑警察，黑检察官，看不惯的事，韩国导演都能拍出一段黑历史来，曾拍出过《熔炉》的导演黄东赫这次真的拍出了一部自黑韩国历史的《南汉山城》，背景是1636年的丙子战争，在韩国称为“丙子胡乱”，以儒家文化正统自居的朝鲜人称呼蒙古和满人为“胡人”，以至于日治朝鲜时期烧饼都被称为“胡饼”，正是当年满人入侵朝鲜时带去的食物，后被朝鲜人学会贩卖时便称为胡饼，电影《词典》有提到过。这段故事的起因是1627年曾爆发丁卯胡乱，后金政权曾与朝鲜定下盟约，称“后金为兄国、朝鲜为弟国”， 1628年，皇太极计划进攻明朝，向朝鲜征调兵船。朝鲜仁祖故意拖延三日后才接见后金的使臣，并对他说：“明国犹吾父也。助人攻吾父之国，可乎？船殆不可藉也。”皇太极闻听后大怒， 1636年称帝后不久，因不满朝鲜在结盟后但仍旧保持着与明朝的关系，率领数万清军攻打朝鲜，逼迫其称臣。十二天后便抵达朝鲜京城汉阳城下，朝鲜仁祖出走南汉山城避难。翌年正月三十日，在南汉山城被清兵围困47天后，仁祖着青衣在三田渡向努尔哈赤称臣，行三跪九叩之礼。韩国人将此次事件看作国耻，称之为“三田渡之屈辱”。我要说的是，就是这奇耻大辱，韩国导演居然可以拍出来，而且还对史实一一还原，导演要还原朝鲜大臣们称之为蛮夷的侵略者，要还原朝鲜朝廷内部主战主和的争执，要还原当时朝鲜士兵的懦弱，要还原仁祖爱国忧民忍辱负重的勇气。甚至导演还原了女真人的对白是用满语。这部电影的累计观影人数达到384万人，这个数字是韩国总人口的1/13，可见其影响力之大，一部反映国耻的影片却票房飘红，在中国简直不可思议，这类题材是中国影人的禁区，而且毫无票房而言，但为什么韩国电影可以获得如此成功，想必和其宽松的电影环境和开放的历史观决定的，屈辱史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无法回避，更不应该刻意掩盖。我国的近代史充满了屈辱与不平等，貌似只有《火烧圆明园》和谢晋的《鸦片战争》，之后再无新作而言。这类作品放在当下是与“两个一百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厉害了，我的国》相悖的。在这一点上韩国影人更加勇敢，韩国的观众也更加理性。 大连和旅顺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一环，作为租借地的旅大两地，保留了大量日俄时期的建筑和当年殖民者城市规划的痕迹，1899这个年份正是俄国沙皇颁布敕令宣布建立达里尼港，并以港建市的年份，正是大连城市的开端。大连诞生于沙俄殖民者的母腹，成长与日本殖民者的摇篮，侵略者在城市留下的印记犹如婴儿诞生时带来的胎记无法抹去，但这并不影响1945年光复后，大连以独特的姿态在新中国“长大成人”。大连的城市和市民身上有着独特的性格与文化，这与它的“童年经历”不无关系，而如今的官员在宣传大连时对待大连的“出身”问题，试图回避，甚至希望被外界所遗忘，这是何等狭隘的历史观。 说回到电影，如今满人已不是中国的主宰，曾经的满洲已不复存在，满语只存在于故宫的匾额之上，满族人已无法从自身上找到任何民族印记，而韩国自明亡后以儒家正统自居，虽屈尊为王，但韩国文化之精髓从未间断，薪火相传，现在已融入到韩民族的血液之中，在韩国社会至今仍可以找到这种影子，而多数时候，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我们对其早已嗤之以鼻。如今我们又主张重视传统文化，韩国这个当年与中国父子相称的国家，俨然已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文化上我们向韩国可以学习的东西有很多，从这一点看，仁祖那一跪，真可谓大丈夫，用最小的代价换来了民族文化火种得以保留。这并非耻辱，只不过是在地缘政治之中寻求的一种生存之道罢了。 影片的始末有两句话首尾呼应：“那年冬天大雪纷飞，寒冷无比”；“那年春天，蒲公英再次开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