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

我非常赞同Peter Cat的这个观点：电影的本质是真实。但Peter Cat似乎是从一种本体论的角度来谈论这种真实观，他所说的“机械真实”指的应该是摄影机只能去拍摄现实之物（个人理解，希望能再多多阐发）。我对电影的真实观则建立在观众的体验上，在我看来，能对电影真实与否作出判断只能是观众。对于导演来说，他是完全可以脱离现实进行虚构与想象，但素材一旦被组合为一部电影，它就必须保持自身的统一性和真实感。我说的真实不是从影像对现实的记录这个角度谈的，这当然也是让影像获得真实感的一种方式，比如曼多萨便是用这种方式来获得过饱和的真实影像；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能借助于其它许多方式来让影像获致真实感：可能是演员的表演创造的真实感，这里我想举吕乐那部美妙的作品《小说》；或者是情绪上的真实，比如安东尼奥尼、王家卫或娄烨的电影……总之，这些都可以归入情境的真实，观众正是在情境的真实中才获得自身体验的真实。

阿巴斯对此的论述，我觉得是完全正确的。“电影不过是作假。它从不按照实际的样子描绘真实。纪录片，按照我对这个词的理解，它的拍摄者丝毫没有侵入一英寸他所见证的东西……电影未必要表现字面上的真实。其实，真实是可以被强调的。它可以通过介入和干涉而变得更明显而精练……”（《樱桃的滋味：阿巴斯谈电影》）。电影中的真实是重构的真实，与现实生活并不一定需要产生关系，它实质上引向一种情境的真实。在《樱桃的滋味》中，男主角在行车过程中与路人展开的对话并不如我们在影片中见到的那样出现在同个场景。在拍摄现场，阿巴斯实际上分别与男主角和路人对话，然后再将其剪辑在一起。这当然是一种“作假”，但在组合后出现于电影中却是完全真实的。观众如果不从阿巴斯自己的讲述中获知这个真相，那么他们绝不会怀疑影像背后有这种人为的操作。

这样，我觉得可以用这种情境的真实来为电影与电视剧的区别作出简单的界定。如果说，电影与电视剧真的如人们所认为的那般有着本质的差别，那么这种差别不在于画面的精致，而在于是否创造出情境的真实。电影必须不断地创造体验的情境，让观众感受到“电影性”，无论这种情境是通过动作（运动－影像的机制）还是氛围（比如《咖啡时光》）获得的。但对电视剧来说，只要有不间断的动作能够吸引住观众的注意力，动作没能引发情境也是可以的。因为即便情境缺失，观众仍然可以看完全剧，由动作所传递的故事已足够能满足他们。

我想，韩国电影的本质问题就在于这种真实感的丧失。这使得他们的电影越来越像电视剧，只有不断生成的动作，但这些动作却又触发不了情境。这与美国电影恰恰相反，美国的情形是电视剧越来越像电影，因为电影人越来越懂得了如何在迷你剧中创造情境（影像的氛围）。但在影像真实感的创造上，韩国与美国其实是一丘之貉。两者正是制造虚假影像的强大国度，极少创造过什么真实的影像。其原因虽然复杂，似乎也一目了然。作为弱民族，韩国人需要不断为自己的民族自尊心打上强心剂才能应对自身历史的短暂。这表现在其热衷于将别国的文化遗产据为己有，来伪饰自身文化的源远流长。这同样表现在蔚为壮观的整容行业中，对面容的刻意更改出自同一种伪饰心理。正是为了掩盖自卑的心理，导致对“美”过度的追求，而这已经深深镌刻在这个国家的人民病态的基因中，从而丧失了在现实生活中把捉真实的能力。其中一个结果便是电影行业只能生产虚假的影像。

与韩国人民这种内在的对真实感的丧失相对，美国人民之所以也极少拍出真实的影像，原因出自外部环境的超真实化。可以说，过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导致了景观的无限制生产，从而遮蔽住了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性。如同地层一般，这种对真实的认知被挤压在消费社会、景观社会和拟象社会三重地层之下，要想再次挖掘出来显然困难重重。这也是为何好莱坞电影从未能像新现实主义那样创造出新影像，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意大利二战后那种凋敝的景象，而正是在这种破败的环境中，真实从原先遮蔽的状态中显露出来。好莱坞这个虚假之国，发展出的是另一种叫作“类型片”的东西，而这种东西的发明除了商业目的外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掩藏无法生产真实影像的事实。正是为了遮蔽影像的虚假，类型电影开始按照特定的模式作用于观众。不再将观影的可能性开放给观众，让他们像奴隶一样自发对影片中设置的机制作出反映，以此来捍卫好莱坞在全球的霸权。

此点与韩国电影可谓如出一辙，韩国电影人用来隐藏自身只能制作虚假影像的方式同样是发展出一套成熟的工业体系，也就是制作类型片。《🚕》原本可以是一部相当好的艺术片，但却硬生生拍成了多重类型混杂的商业片。这虽然在情理之中，但也着实暴露出更多的问题。《🚕》之所以不能被拍成艺术品，除了商业上的考量，还应该在于类型片因为其特定的制作与观影模式，可以逃脱了观众对影像虚假的指责。他们不再能够指责一部艺术品失真那样过问一部类型片其影像的真假，而是询问自己是否能从影片中获得观影乐趣。类型片将电影变为娱乐的商品，是以功利主义的衡量标准来一决高下的。

有了以上这些铺垫，似乎可以更为深入地来谈谈韩国电影中“真实事件改编”的问题。缘何韩国人如此热衷于改编真实的事件，除却票房的考虑（这一点Peter Cat已经提及了），还在于他们需要利用历史的真实性来掩盖他们制作影像的虚假本性。我并不觉得这些历史事件在改编后重新获得了自身的价值（虽然一些电影确实改变了现实，比如《熔炉》），恰恰相反的是，历史事件以献祭的方式被电影利用了。我们可以反过来观察一下那些使用原创剧本拍摄的韩国电影，因为它们俯拾皆是，我就不必再举出片名。这些电影有什么特点呢？它们往往假得难以置信。要么是过度的血腥暴力，要么是浪漫唯美的爱情。这是两种极端，无法在中道上行走，恐怕也暴露出韩国影人掩饰捕捉真实能力不足的动机。

“真实事件改编”首先为电影讲述的事件它自身的真实性保驾护航。我们当然不会怀疑《🚕》中的金四福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正是他驾车载德国记者Jurgen Hinzpeter前往光州。这些都是真实的，这潜在地保证了影像可能具有的真实感，也能够隐藏韩国电影人创造不出真实影像的尴尬境地。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如意算盘打错了。“真实事件改编”不仅没能掩盖住韩国影人的弊端，反而将其暴露无疑。《🚕》最后加入的纪录视频就是明证，真实的Jurgen Hinzpeter现身银幕，瓦解了整部电影制造的真实幻想。布列松的这句话是对的——“在真实与虚假的混合中，真实突出了虚假，而虚假阻止人们相信真实。”（《电影书写札记》）这正是《🚕》中发生的情况：金四福的故事在这小段录像面前如此不堪一击，溃败于地。

所以，我觉得事实很可能是这样：韩国影人的如意算盘原先是想借助改编“真实事件”，来让电影更具真实感，当然这是潜意识中的；但结果其实反其道而行之，想想河正宇改编自余华的那部同名电影吧（《许三观卖血记》），原本以个体悲剧折射民族苦难的故事被活生生地改变成了一部浪漫温馨的家庭喜剧，足够让人大跌眼镜。如果认为这是刻意为之、属于灵活改编，那么你已经被这个民族所制造的假象团团围困了，事实就是他们对真实缺乏精准的捕捉能力，自然也就遑论对苦难会有多少适度的认知。一个虚假的国度，如何能想象他们会拍出真实的影像呢？Peter Cat讲得非常对，在大多数这些以“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中，真实是被践踏的。因而也就不必再去谈什么目光伦理。

在豆瓣的其中一篇影评下看到大家针对专利药收费贵的问题以及专利药该不该收费贵的问题讨论“异常激烈”，转载之前看过的一品文章，与大家共勉。

作者：苏维埃废铁 链接：//www.zhihu.com/question/27193573/answer/35618052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转自ACFUN文章区，迷茫90后，的一篇文章。

从业两年的制药狗，冒昧的给主公陈述一下仿制药

我是一条十年的老化学狗，如果算上大学四年的话，就是十四年的老化学狗。 但是我进入制药行业只有短短两年，2012年12月我进入第一家药企，小作坊。 三个月不到跳到了制药百强沪市中小板第一股，全球最大的维生素生产厂，第三大蛋白粉生产厂。 干了一年被开了，又进了一个小作坊，干了一个月跳到现在的企业。 也在百强名单里，但是排名很靠后很靠后。

因为我在制药行业从业时间短，所以不敢说自己说的就一定是权威，但是大体上我可以保证没什么大问题。 重点就是几个领域： 1中国为什么要认可美国的专利，不能像印度一样干？ 2仿制药为什么国家打击这么严格，放宽点不行吗，救命的啊！ 3药品境外购为什么要打击？是不是和外购奶粉一样官老爷担心税收？

首先我要说在前头，那就是药品真的不是一种普通商品，很多药品的半致死量远比氰化物小，说句不好听的，治病还是要命真的就是一步之遥。 不管是新药还是仿制药，质量都是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 质量合格的药品是一切医疗系统的基本大前提。

所以，药品质量方面的口子绝对不能开！一条缝也不能开，今天你可以因为格列卫可以救命开一条口子，明天就会有几千人死于劣质药的不良反应。 中国对药品质量监管在全世界都排名前列的严格，尚且出现疫苗劣质几百儿童不良反应很多删号了的事情，诸公你们在说格列卫可以救命的时候难道就没想过劣质的格列卫可以要命？

药品太特殊了，特殊到全球单独为药品制定了一个质量标准和生产标准也就是俗称的GMP，0.001%的单杂都有可能造成不良反应甚至致命，所以对药品的所有单杂都是要确定结构，确定药理，确定临床吸收峰和波曲值，我曾经工作过的一个小作坊当年就是一个单杂卖了一百万美金，制药行业卖杂质做杂志的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

举个例子，某成药有效成分含量99.5%，另外的0.5%是杂质，这里面0.1%的主杂有两种，剩下的0.3%是十种小剂量杂质。 GMP标准是要把这12种杂质全部都要确定结构，分离提纯，每一种都要做完整的临床和药理包括毒理，确定这12种杂质都对人体没有损害才能够合格。

因为0.001%的杂质有强烈不良反应甚至致命的例子太多了。 药物就是这么特殊。

然后说说为什么印度可以这么嚣张的防治仿制药而美国不管。 这个就都是小道消息了，九十年代，美国大量的制药厂在印度建厂，然后九几年杜邦还是辉瑞我忘了总之是制药巨头厂区周围发生大规模居民高烧不退，甚至死亡的病例，印度医院束手无策，后来经过调查，是该制药厂排放的废水中的某些成分导致的，这可是稀释了千百倍之后，依然有这么牛逼的效果。 然后不久之后，印度发生大规模化学物质泄漏，死了几千人，又是美国的化工厂（化工制药关系还是很紧密的）。 双管齐下，美国政府在印度国内没有药物专利法的前提下，对印度开放了FDA的数据库。 现在的情况就是，美国所有制药行业的申报专利数据，三哥可以直接看，直接拿来用，美国不管。 然后美国继续在三哥国内进行药理临床的数据，给三哥一份，怎么折腾三哥的两脚羊，三哥不管。

这就是我所谓的睾丸捏在美国手里。 这个代价中国承担不起，药物临床虽然需要这种科研精神，但是跟美国在三哥那边一样折腾，在国内那绝对是要动摇统治的。

三哥的仿制药卖得很好，不单单卖给中国，其他国家也有，但是返销美国的情况不多，这也算三哥脑袋没进水，不干作死的事。

再说说中国为什么必须承认美国专利，忍受新药在国内的高售价？ 因为如果你不承认美国专利，不保护新药知识产权，没关系，美国对你关闭数据库，FDA数据库基本上就代表了全球新药研发方向，关了这个你就自己黑暗中摸索吧。 你仿制了一个，然后其他所有你就彻底没戏了，丢西瓜捡芝麻就是这意思吧？ 再然后，美国一种新药上市，你要不要买？ 牛逼你别买！ 对于有大规模仿制美国新药而且不遵守专利保护的国家，美国要么不卖，要么卖的死贵。 所以我才说，三哥是特例。

比如中国现在很多药企都在仿非布司他，这个可以说是21世纪跨时代的新药结构，我们单位很早以前就成功的仿出来了。但是因为专利没到期，不敢申请批件，现在到期了，批件申请ING。 但是如果没有美国的数据库，你都不知道什么药品结构有什么效果，从定结构开始研究…… 那可是浩瀚的工作量外加更多的钱。

所以总的来说，中国在没有可能把睾丸交给美爹捏着的前提下。 中美互相承认药品专利，对中国是有利的。 不但可以加速国内制药行业的整体发展，而且现在已经有中国的一类新药逆袭美国制药界了。 虽然是被国内中医黑很看不上的中成药，但是人家也过了美国FDA的审核了。

总的来说，长远的来看，三哥的模式不可重复，那么捏着鼻子认了就是最优的选择。

最后说说为什么海外代购国家打击这么严厉。 这个归根结底还是药品的特殊性。

虽然影响税收是其中一个方面，但是一类新药本来的关税就很低，有些还是0关税。 大多数进口药的关税税率是3%，2013年将人血白蛋白和人用疫苗共4个税目产品的进口税率由目前的3%降至0。 所以药品不是奶粉，奶粉的关税我没查，但肯定比药品高。

严厉打击境外药更多的还是处于药品安全的考虑。 比如印度药格列卫，你私下进口没法保证渠道的安全性和药品质量，万一是印度假冒伪劣药呢？ 而且私下进口必然会造成进口药市场的鱼龙混杂，到时候对于国家制药行业整体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害。 老百姓不会管这药是合法进口的还是非法进口的，大活人吃药吃死了那就是你政府的责任。

而我在前面说了，治病还是要命，真的就是一步之遥，劣质药吃了就死绝对不新鲜。 药品不是食品，我以前不在制药厂我还没感觉，进了制药厂我才知道GMP是一个放屁都有规矩先走那条腿都有说法的东西。 就是因为药品太特殊，太重要了。 一个疏忽大意，就意味着无数条人命。

我读大学时，有一次去医院检查身体。从诊室出来，看见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蹲在地上，捂着肚子嚎啕大哭。“怎么办啊！去哪儿弄这么多钱啊！”哭声尖锐如一把刀，似要撕裂身体。貌似她丈夫的男人把诊断书攥成一团，一边摩挲女人的后背一边抹泪，讲不出一句安慰的话。

我晃晃悠悠走出医院，双腿软得像踩了棉花，恐惧、同情、忧愤等情绪在心中冲撞。从那时起，我才近距离体会到，原来世上真的有一群人在眼睁睁地等死，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生命因贫穷而耗竭。

《我不是药神》将我当时的情绪再度诱发出来。王砚辉饰演的假药贩子张长林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在物质极其充裕的时代，穷能限制想象力，穷能扼杀多种选择，“穷”不再是形容词，而是变成了一个名词和一个标签。穷，就是原罪。

剧情不算复杂。徐峥饰演的程勇原本是个彻头彻尾的loser，前妻因难忍家暴而离婚，唯一的儿子将跟随母亲出国生活，自己没有一技之长只好靠卖印度神油为生，结果生意冷清，连租金都成了问题。机缘巧合下，他认识了王传君扮演的慢粒白血病患者吕受益，于是做起了从印度走私仿制药的生意。初衷当然是为了赚钱，但因为仿制药价格远远低于国内正版药，无心插柳竟救了不少人命。

走私之路当然不顺畅。警察开始找他，假药贩子盯上了他，正版药公司董事恨透了他。为了明哲保身，程勇让出代理权，拿着卖仿制药攒下的第一桶金开了公司，当了小老板。后来吕受益之死令他良心发现，重操旧业，不为赚钱，只为赎罪救人，成了真正的救世主。

电影每一处转折都在意料之内，叙述稍显老套。但仔细一想，才知这就是现实，残酷到几乎再无发展出其他岔道的可能。

除了张长林，片中每一个角色的行为都出于正当且正义的立场。警察打击违规药品，义不容辞；正版药公司起诉仿制药，合情合理；穷人想要活命而购买印度走私药，情有可原。但不难看出，影片的立场完完全全地倒向了穷困的患者。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吗？或许吧。但这句话却永远不能成为恶人作恶、居高位者不作为的免死金牌。“鸡蛋与高墙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这是被滥用的村上春树名言，也是很多创作者创作时信奉的朴素真理。

看过一些访谈，导演文牧野始终谦逊低调，提及演员时却说，这部片子中所有演员都贡献了巅峰演技。这不是过誉。从演技担当徐峥、周一围，到后起之秀王传君，再到惊鸿一现的龚蓓苾，每个人的表演都可圈可点，层次分明。需知片子讲的是小人物的故事，而小人物恰恰最考验表演。

徐峥与每个配角的对手戏都张力十足。吕受益做清创时，程勇和其妻在走廊里等候。病房里传来撕心裂肺的嚎叫，徐峥扮演一个内心有愧的“外人”，听着这哀嚎坐立不安，眼神躲闪不定，身子不自觉地侧向另一边。而妻子一动不动地坐着，目光没有焦点，可见其在长期煎熬中已变得麻木。程勇去机场送儿子出国时，差一点难过落泪。周一围饰演的警察曹斌说要请他喝酒，两人的恩怨随前妻远去的飞机消泯，正式升级为战友同盟。而程勇背过脸说改天吧，一方面是因为儿子远走心情不佳，另一方面是不习惯曹斌的突然示好，当然也有面对警察难免心虚的成分。一场戏，不到两分钟，只有几句台词，却完整表现出了两个不善言辞的男人复杂的内心。

谭卓扮演的刘思慧是让任何血性男儿都甘愿为她冲锋陷阵的女子。她坚韧又恬淡，浓妆时性感妩媚，素颜时有种让人心疼的憔悴之美。程勇赚了大钱后，带着几个合伙人去思慧工作的酒吧“团建”，用一沓又一沓钞票逼迫酒吧经理代替思慧跳脱衣舞。经理为钱忍气吞声，在台上扭摆腰肢，思慧在台下借着酒劲儿拼命起哄鼓掌，眼中有光，有火，也有泪。她经历过的屈辱、对程勇的感激、对命运的不甘全都写在了这一个眼神里。知乎上有个热门问题“有哪些一个镜头就体现一个演员是否会演戏的例子。”谭卓的这个眼神完美扣题。

王传君饰演的吕受益着实令人惊喜。久病不愈，瘦如竹竿，脸上却总是挂着傻傻的笑容。见程勇第一面时，他递过去一个橘子套近乎，而这个橘子，之后又在片中多个重要转折点出现。他病到高价药也无力回天时，忍着痛对来看望的徐峥说“吃个橘子吧”；他去世后，黄毛躲在没有人的地方，边哭边往嘴里塞橘子。橘子，成为了吕受益生命的隐喻，它鲜艳饱满，酸中带甜，但剥皮时若一不小心把汁水溅到眼睛里，是会让人哭的。

吕受益的角色让我想到了多年前在医院偶遇的那个嚎啕的女人。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如何。如果当时我已经看过这部电影，或许我会在她手中塞一个橘子，说：“来，吃个橘子吧。”

《我不是药神》中大部分角色都面临着是守法还是救命的困境，这是推动故事发展的主要矛盾。而这背后，编剧和导演陷入了是充分挖掘故事深度还是尽可能争取过审的两难之中。在我国影视作品审核制度下，是不允许美化犯罪分子和犯罪行为的，而程勇这个人物恰恰踩到了这条红线。于是，后半程的剧情不可避免地落入过度煽情的窠臼，并最终靠“国家将格列宁纳入医保”来作为全片结局，一口气解决掉所有冲突。

以电影对抗并改变世界，近年来的韩国商业片可算个中翘楚。但中国因为特殊的国情，影视作品大多还停留在娱乐层面。也正因如此，《我不是药神》才显得难能可贵，能过审更是实属不易。在鱼龙混杂的电影行业，其黑色幽默下包裹的厚重的现实主义题材，是一朵瑰丽之花。

杨新鸣饰演的刘牧师，总是把“愿主保佑你”挂在嘴边。在该片的语境之下，这句话有浓浓的讽刺意味：主救不了的人命，被走私犯给救了。但影片末尾，讽刺意味消失，神迹开始显现。程勇走向监狱的路上，无数患者前来相送，并陆续摘掉了口罩，而已经死去的吕受益和黄毛，竟然也出现在了人群中。

这一场景戏剧性很强，以象征代替写实，与其说是对程勇的敬意，不如说是对生命的敬意。患者们对生命的渴望突破了法律与情感、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像冲破包衣的种子，像啄破蛋壳的雏鸟。

愿主保佑所有与命运抗争的人，阿门。

为什么《我不是药神》掀起现象级高分热潮？

这是一篇影评，不是检讨书。但我向大家承认，我是一个钻牛角尖的人，并不是看不得中国电影好。

我不懂的是：一部挺好，但没有那么好的片子，竟然这么高分？它甚至超过了虚构类现实主义的〈一一〉〈驴得水〉，超过了非虚构类现实主义的〈血站钢锯岭〉〈达拉斯买家俱乐部〉，难道给的是鼓励分吗？那我想说，中国电影不能被娇生惯养，如果创作者认为兹要这么拍就能卖座，那就完犊子了，至于会不会这样，我们来拭目以待会不会近年大量非虚构类现实主义电影涌入市场。当然，这是少数人的观点，大多数观众都觉得这部电影真的巨好看啊，中国电影的良心。这么过誉的称赞想问问主创们怎么想？

首先，《药神》的优秀之处。

1，这部电影题材选的爆炸了，跟生活息息相关，题材好到有点像农村包围城市，从大多数入手攻陷资本主义，这招在中国必胜。

2，英雄主义的胜利，中国没有英雄主义电影，或者说很少，恰好我们的社会特别需要敢出头的人，这是公民共同的希望，但《药神》并没有傻到只谈个人英雄主义，他最后把所有功劳献给了祖国，非常好！又树立了社会楷模，又督促了国家改革，民心所向。

3，片中全部一线大咖，或者戏骨级别演员，甚至几句台词的老太太饰演者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师，相信很多观众看到老太太的戏都流下了眼泪，为什么会流眼泪？因为那是我们每个弱势群体，甚至每个公民想说的话。商业、内容俱佳。与观众共情。

4，把4放在4是有原因的。可以网上搜搜看，一线行业大咖全部五星好评，观众们怎么办？跟风评价也是高分原因之一。而且本来看电影就是一个很随意的事情，给五星也不少块儿肉，给了就给了呗，确实是这样，但我认为，评分反而是一把从业者的标尺，有它我们才看得清自己几两重几尺长，与真正的好电影还有多远。

好了，好的我说完了，我也认为《我不是药神》挺好的，但没那么好，正常8.0-8.5之间，9.0评分真的过誉了。

接下来我来说说为什么不好。

编剧的操纵感太强，导演手段往公益片偷偷挪移。我在看电影的过程中看到的设计感让我非常不舒服，原型人物陆勇是因为自身患病走投无路才有了故事原型，这非常能让人相信。但编剧将片中勇哥设置为一个倒霉蛋儿为了赚钱无意卷入一个未知的波澜，这本身就是非常常规的商业片设计。好的你可以当这些为艺术处理，电影中有艺术处理没问题的，我们接着往下。

在龚必蓓的“前情提要”以后，周一围出现了，然后又消失了，故事至此进入到了不需要这两个人物的时刻，他们就消失了。勇哥买药，直到遇见黄毛偷药，我们没看到勇哥有任何的对于弱者的恻隐之心，并且觉得自己已经是做好事了。直到张长林来抢生意，胁迫之下勇哥和队友一拍两散，再无话下，一年之后。勇哥看到吕受益的死，又卖药，队友回归，被调查，送走儿子，舍小我为大我，被抓。主线捋完了，一个倒霉蛋儿没钱时连媳妇儿都打，有钱了良心发现要做弱者中的英雄，不觉得怪吗？不奇怪的话我们反推：一个弱者眼中的英雄为什么会常年对老婆家暴导致离婚呢？我理解为，人物设置成一个混蛋是编剧有意为之，使人物张力更强。（这也完全不是原型人物的本意，但终究没有战胜资本还是把人物加工的“超纲”了）另，这种后期走向公益片的故事和央视一套有多大分别呢？

我们再看其他的人物，谭卓，吕受益，神父，李乃文，黄毛，是不是除了黄毛，其他都是功能性人物呢，勇哥需要帮手，他们纷纷到来，勇哥不干了，全都消失掉了。再需要剧情往下走的时候又回来了，虽然穿插了几段好戏，甚至谭卓的段落非常动人，但给完一下就没了，但显然，编导并没有觉得那些被白血病裹挟的患者比徐峥重要，这一点还体现在黄毛的死上，患者的生命不是生命吗，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事儿是情与法的关系，而不是十恶不赦的罪过，那么黄毛为什么一定那么壮烈的选择用死的方式呢，或者说不是黄毛选择的，是编剧制造了一场意外，渲染悲壮。如若不是编剧有意渲染，我就想不出其他的解释了。全程李乃文都是资本主义的代表，冷血至极毫无人性可言，这种强大的压力在剧作上让徐峥作出选择，有心的观众可以调查一下实事是这样的吗，这设计感还不是编剧的功劳吗？所有的人物在片中都是断掉的，他们的任务除了反映生存现状就是告诉观众你看我们有多惨，只有徐峥、王砚辉是完整的。周一围则是和观众观影时的心态同步的功能性角色。不是说艺术处理艺术加工不对，而是观影全程能明显感觉到编剧的存在。

不得不说王砚辉老师短短的几段戏演得真好，超过了所有演员。

再说到最后，法庭上原告方台词还敢设计的再没底气一点吗？编剧又是为了走向往上贴呢吧？

徐峥被抓十里长街相送，连死去的人都来送行了，颇有些周总理的意思，这是因为不加点大写意就没法升华了吧？这导演手段我看来不是很高明。这么剪辑没毛病，也是过审的走向，但“瑜不掩瑕”。

一部真的好的电影我认为编剧不应该操纵角色，那些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物都是自己长出来的。

这部作品近年来上乘，但没必要过誉，迷失很可怕。现象级在中国电影如今并不少见，对于从业者而言，一部电影好在哪，不好在哪，客观的看，理智的分析现象才能看得见中国电影的未来。对吗？

20小时破三亿票房，预计上映期间票房直冲20亿，这特别好，这样的电影也应该被更多人看到，应该赚钱，但我认为这是资本的胜利，而并不全部是中国电影本身的胜利。我觉得电影发展要和好的比较，不比较不知道自己文化断层缺乏思考。文化产业越来越赚钱，说明观众都能走进影院剧场里来，是特别好的事，提醒而已，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千万不要因此自我满足，以为随便点什么艺术手段就可以让观众感动的稀里哗啦，和别国真的写人的作品还差得好远好远呢！

这次《我不是药神》的现象级高分我们应该学习到的是宣发。超大规模点映（超大到不是点映了已经），加上行业大V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暂且认为是大家都希望中国电影好而给的鼓励分吧。公映第一天观影人次15w+，评论基数如此之大，排片量如此之多，业内带头推荐评分，9.0也难怪了。我为那些更好的电影却没有这么高分而感到惋惜，影院和观众还不能接受它们。用片中陆勇的话：“但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会越来越好的。”

我爱电影，我爱中国，希望中国电影茁壮成长。

一

和朋友看了电影《我不是药神》，恍然想到了几年前的陆勇案。

因为白血病友代购印度药格列卫，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捕，最终在声援之下，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认为是病友们自发组织的购买行为而非销售行为，为了买药伪造信用卡的犯罪情节轻微，决定对陆勇不予起诉，在公诉阶段无罪释放，比电影里程勇经审判获刑五年的结局好了很多。

电影剧情本身并不复杂，瑞士公司开发出来的药，在中国的价格远高于印度的仿制品价格，药效相似，于是等死的患者们便将求生的希望寄托在走私并贩卖印度药的男主程勇身上，一个中年危机的底层屌丝一跃成为病友们的救世主。

在中国，赚钱的方法都写在了《刑法》上，与瑞士药效相同的印度格列卫，怎么就成了“假药”，禁止销售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按假药处理。

所以，未经批准的印度格列卫，变成了法律意义上的“假药”。

二

作为一名刑辩律师，我决定从专利角度，给诸位讲讲影片中的暗线——假药背后的故事。

现实中，徐峥扮演的程勇，走私的印度药，与正版瑞士药，是两种不同的药。

这个改动很重要，他赋予了男主侵权的正当性，不再只是破坏国家对药物的管理秩序那么简单，隐藏了他在侵犯另一家公司专利权的事实。

毫无疑问，针对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真药，是瑞士诺华制药公司于1998年发明的甲磺酸伊马替尼，在中国也有卖。就是片中4万一盒白血病人吃不起的那种，也就是片中接二连三给警方施压的那位金主爸爸。

同年，印度NATCO公司生产了仿制药VEENAT，NATCO公司旗下有个代理商CYNO公司，又借此仿制了甲磺酸伊马替尼，即片中的印度供药方，价格相对低廉，在中国是卖不了的。

简而言之，现实中的印度药在研发材料和成药技术上上是侵犯了瑞士药的专利权了的，只不过印度药在瑞士药的结晶方法上进行了细微的改良。

当然，印度的专利法留了一个bug，第3节（d）条规定，已知的药物的衍生物不能申请专利，除非它们可以显示出不同的功效。

换句话说，如果一种药物开发后并申请了专利，但随后创造一个新的版本，原专利不适用于新版本。

再换句话说，洗稿不算抄袭。

于是，瑞士诺华打了7年官司，还是在2013年4月1日收到了印度最高院的败诉判决：驳回格列卫药的专利申请，自始至终不存在专利权。

就这样，印度的穷苦人民可以无视瑞士真药方的资本家嘴脸，继续合法地吃着便宜药。

而各国的《专利法》都不同，瑞士诺华的抗癌药，在中国，则成功取得了专利权。

中国的白血病患，只能乖乖的掏天价医疗费来延续自己的生命。

两种不同价格的背后，是三个国家的专利博弈。

三

电影为了过审，不敢直面的问题，其实借被捕的反派张长林之口说了出来：“最难治的，是穷病。”

穷是原罪，听着多么的不政治正确啊，但我们应该直面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为过高的专利费买单？

法律应该保护专利吗？答案是应该。

专业的研发过程，是费力费钱费时的，不保护专利，将不再有药业公司进行研究，这意味着得了病的人都没得救，更多的人会在病痛中死去，上至达官显贵，下至片中挣扎着的舞女小偷牧师。

不保护原创，我们的社会将会止步不前。

而对原创更细致的区别保护，则是国家文明程度的体现，这需要在利益之间做好平衡，需要立法、执法的巧妙拿捏。

有人认为，不再将销售假药的人入罪处理就行，这种思路回避了另一个问题：万一倒贴钱的程勇是将药卖到两万的张长林呢？

在生死这种刚需面前，乞求渠道的垄断者良心发现，贴钱卖药，是一种智识上的偷懒。

事实上，我们的最高检、最高法也是这么做的，2014年11月18日，陆勇案后，出台了《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司法解释》：

第十一条规定，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境外药品，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这在司法上是进步的，但实事求是，这种一蹴而就的做法既没有保护好专利权，又没有解决病人们大量的用药需求，还有可能破坏药品管理市场秩序。

其实，我们的《专利法》已经给了完美的解决方案，那就是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让国务院专利部门裁决来这个问题：

《专利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 《专利法》第五十条规定，为了公共健康目的，对取得专利权的药品，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制造并将其出口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规定的国家或者地区的强制许可。

此外，在药品价格构成方面，也是有空间操作的，譬如和电影结局那样，将代替药物纳入医保体系，或者对特殊药品进行关税减免，让普通人也能吃得起救命药。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英雄主义也不一定要靠阶级斗争实现。

《我不是药神》并不是一部现实主义电影，它是一部基于现实题材且兼顾商业化和叙事性的通俗剧情片。创作者很了解国内广大观众的普遍喜好，创作依循的法则还是往通俗娱乐靠拢的，有喜有悲，以小见大。若熟悉当年“陆勇案”的原型故事，就知道剧本改编上的取舍与权衡。原型陆勇也是一名慢粒白血病患者，为病友到印度考察并购买仿制药。电影为了增添戏剧性，将他的身份被换成药贩子程勇，病人的身份分给了吕受益，有时你会觉得这两个角色是具有互补性质的，无论身份或性格。

开篇第一景位发生在印度神油店，可以看到店内同时供奉着印度的迦梨女神和中国的财神爷，以小见大角色的基本特征。程勇被塑造成了典型的反英雄，反英雄的特征多数是“游离、对抗、自我确认”，这三个阶段可以在三幕式结构中一一找到对应。电影从多个侧面交代了他的缺点和软肋，他的婚姻、事业都不如意，更没有钱为病重的父亲动手术，这为走私印度药提供了理由；他的顽固、傲慢贯穿影片的前半部分，这是服务于后来的人性升华的。

影片的前半部分既充满戏剧性又有喜剧的瞬间，且喜剧的点没有招致反感，因为它不是凭空虚构空中楼阁的喜剧素材，是靠情境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幽默，不过分夸张，也没有消解掉现实的严肃性。

医药问题会让观众有代入感，程勇和吕受益去医院向病人推销印度药，吃了闭门羹。观众如果不了解他们的底细，也会认定他们是骗子。这与后面张院士声势浩大的假药洗脑营销此呼彼应，这些经艺术处理搬上银幕，在潜移默化中与观众产生共鸣，因为这种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有教化、导正的意义。

团队的招募，有点儿“复仇者联盟”组队的意思，他为这起事件增添了群戏的视角，尽管有的角色只是功能性的。他们之中有阶层、老少和地域之分，构成了社会阶层的众生相，其中还有基督教化的力量，信仰可以视为病人的强心剂。而病人团体又是一个大社会的缩影，但凡有病人出现的部分都能体会到人生百态。

当程勇为病重的吕受益再次赴印度拿药时，浓重的杀虫烟雾中出现了两尊真正的神像——湿婆神像和迦梨女神像，缭绕中更添神性色彩。这一幕衔接在吕受益生与死的两场戏之间，是用了心思的。湿婆神具有毁灭与重生的双重性，迦梨女神也有死亡与再生的双重性。“死亡”既是对吕受益的实体而言，也是程勇的灵魂而言，他亲手“埋葬”自己，从而“重生”。之后的程勇因为吕受益的死心存愧疚，走上了“封神”之路。就像在韩片《辩护人》中，也有一个改变主角态度的阻力，就是饭店老板娘的儿子被定罪，公权力捏造了事实。这里也一样，人物升华了，观众也开始忽视他先前的缺点，变得包容他，因为他开始替弱势群体发声了。

追悼会那场戏，程勇在楼梯口见到彭浩，这个人本来话就不多，特别需要靠画面传递情感，他剥橘子吃就是缅怀吕受益的一种方式，他与程勇无话可说。这场戏没用一句台词，却胜过千言万语。考虑到吕受益和彭浩的结局，他们是唯二吃橘子的人，这里还有点儿《教父》系列和《英雄本色2》吃橘子立flag的意思，当然只是纯粹的巧合了。我原本担心接下来的故事会变成狗血的说教片，但剧情上还是有条不紊地拿捏着分寸。

说句题外话：“黄毛”彭浩的外形，前后分别借鉴了黄渤在《疯狂的赛车》和《无人区》里的造型，尤其是《赛车》中的“黄毛”耿浩，那个角色也是靠开车运送水产为生，养活中风的教练，在角色塑造上有共通的地方。

后面的情节扯入各方之间的微妙关系，每个人物都在各司其职，都是无奈之下的举动——瑞士制药公司的维权、警察局长的法理大于情理、小舅子的两难处境、药贩子的救人、病人的自救，哪怕是错了的张院士，也能守住他做人的最后底线。人本就是矛盾的，剧本把这种矛盾如实展示出来，也是利用人类共有的本性去制造更多的矛盾。剧作技巧还是看得见的，丢出的议题延伸，把并没有说出来的受限于体制的问题折射出来，让我们看到了社会民生的痛点。

背景设立在是2002年，与原型故事发生的时间相吻合，它指出医改前国人对医药问题的漠视，合理求生欲在法律面前的抗争。当然，它依然隐去了不可触碰的与体制的正面冲突，将瑞士制药厂塑造成外化的对立面，是不得已的做法。其实，制药厂只是尽力收回研发成本，他们做了很多电影没有讲出来的事实，没有他们何谈仿制药。真实世界不总是非黑即白，如果能将瑞士医药代表塑造地不那么脸谱化，让他也有点人情味会更好。现在的反派嘴脸太过明显，这也完全是按照通俗剧情片的样板设计的。

电影并没有说程勇的做法就是唯一正确的，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为病友争取了一种机会，病人可没有等的时间。张院士说的一席话最能指出问题关键——“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这种病你没法治，治也治不过来。”这正是全片的精髓所在。

当然，影片还是存在不少问题，有些地方还是偏电视剧的视听语言，还有看守所里大妈和警察小舅子的对话就过于直白和造作，把观点和道理都给搬上台面了。观点应该是叙事铺陈，而非借角色之口倾吐。

还有最后一段“十里长街送药神”是后半段经络堵塞之后，最需要气血畅通的一个渠道。不过这个集体煽情的疏通方式还是显得有些刻意营造。这些都是电视剧惯用伎俩，不过创作者还是很懂多数观众的心思，很多笑点、哭点都是掐算好的时间，分毫不差，这点还是佩服的。

在现有的审查环境内，它肯定要弱化之后的诉讼过程，无法继续深挖，只能落脚于伦理与现实的博弈，点到为止。电影做出的妥协我们是心知肚明的，比如有一场吕受益自杀的戏就被删掉了。

不过总的来说，片子还是挺好的，它打破了常规，是一部相对精彩而不做作的电影。它更多地是借鉴韩国商业片和现实题材的模式去拍中国自己的问题，包括有用到《听到传闻》和《99个人》的配乐，也是要把韩片的风格做到极致。之于中国电影的意义还是很大的，在现有条件下，直面现实的影片已属难得，知足吧。

GQ报道 | 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

原创： 靳锦 GQ实验室 2017-06-19

陆勇34岁之后的人生和药联系在一起。他得了癌症，靠药物维持生命，不堪经济重负，又找到了去印度买仿制药的途径，并将这种药效可靠、价格便宜的仿制品介绍给病友。仿制药给陆勇带来了种种奇遇。他被捕，在看守所里关了135天，但随后检方宣布不予起诉。

他登上过全国的主流媒体，被称为“药侠”。在癌症患者眼中，他是如普罗米修斯一样盗火的英雄。直到今年，他的影响力抵达了新的边界——成为一部电影的原型，由宁浩监制、徐峥主演。

人们讨论这个故事中生命权与法律的矛盾。然而，这个故事的基础——陆勇所介绍的仿制药本身，却一直被忽略。病人、媒体、合作机构，并没有去验证过药的底细，为什么它在诸多同类产品中被选中？它为何与陆勇有更为亲密的联系？更重要的是，这种药在印度是否合法、合规？

今年3月，《智族 GQ》与陆勇同赴印度。经实地采访发现，陆勇所介绍的仿制药并没有在药店出售，药监局查不到相关资料，其生产许可证也存疑。故事的基础，开始出现一些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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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制救命药

3月13日，南京，病人陆勇特意从无锡赶来，见到了《印度药神》剧组（现名《中国药神》）。剧组星光熠熠，宁浩监制、文牧野导演、徐峥主演，而陆勇是这部电影的原型。

徐峥坐在旁边，问了很多问题，你生病后的治疗情况怎么样？吃了药以后有什么想法？陆勇讲了两个多小时。两年来他已经把自己的故事跟人说了无数遍。

34岁那年，陆勇确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吃了两年抗癌药格列卫，花费56.4万。后来他改用印度仿制药，价格只要1/20。他把这些药推荐给其他病友，还帮忙代购，结果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捕。

陆勇的遭遇得到广泛同情。1002名癌症患者在联名信上签字为他声援，说陆勇“使更多的患者获得了自救路径，从而逐步走出人生灾难深渊”。时值《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上映，主人公在影片中与癌症、人们的偏见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抗争。许子东在《锵锵三人行》里说，陆勇更像这部电影的主角。

一年后，检方决定对陆勇不予起诉。

陆勇在看守所一共待了135天，这段经历赋予了故事历经考验的证明。他被看做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不顾自身危险为病友盗取天火。官方也开始向他寻求帮助，云南省工商联希望他能够牵头，促成云南药企与印度药企合作办厂。

而成为电影原型，则意味着陆勇不再只是一个事件的主角、一个边缘人群的代表，他的故事即将进入大众文化。这是陆勇影响力所抵达的最新边界。

陆勇拿到了一本全体主创的签名，两天后，电影正式开机。一个星期后，陆勇启程前往德里，和印度仿制药药企 Cyno 谈判合作的事情。

陆勇的故事建立在格列卫的仿制药之上。格列卫是人类第一个分子靶向抗癌药，将慢粒白血病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提升至90%以上。药也是一门利润惊人的生意，瑞士诺华公司的格列卫年销售额将近50亿美金，延续高溢价的策略，美国市场价格曾7年内翻了两倍，中国的市场价格至今为23500元一盒。对于癌症患者而言，他们别无选择。

仿制药与原研药在剂量、效力等各方面一致，唯一的区别在于没有专利。印度1970年的《专利法》放弃了对药品化合物的知识产权保护，本国企业开始大量生产仿制药，并迅速发展成为支柱产业。一种药在美国上市后几个月，就能在印度找到价格低廉的仿制药。

陆勇先后购买过两种印度仿制药。最初他从谷歌搜索到 Natco 公司生产的 Veenat，托人从日本买回，价格四千元。拿到手后，他犹豫了很久。药盒包装粗糙，瓶口不够精致，绿色胶囊显得颜色可疑。抱着实验的态度，他搭配格列卫的棕黄色片剂吃了一段时间。一切检验正常，他才建立起对印仿药的信任。陆勇将Veenat介绍给其他患者，成为国内推广印仿药第一人，在患者圈内颇有影响。

2011年，在吃了七年的 Veenat 后，陆勇又把推荐的药换成了 Cyno 公司生产的 Imacy，一种与格列卫颜色相似的棕黄色片剂，价格大幅下降，仅为750元，3年后降至200元。“我们对陆勇是百分之百信任的，”患者潘建三说。

陆勇与 Cyno 公司的关系更密切，为他们的新药做过宣传，在国内办过四场推广会。他创立的 QQ 群里，购药模板上的药企换成了 Cyno。而让陆勇惹上法律麻烦、卷入一场举国瞩目的官司的，也是这家 Cyno 公司。

2013年，为了方便患者从 Cyno 买药，陆勇网购了银行卡，最终被捕。

在随后的媒体报道中，Cyno 成为印仿格列卫的代名词，被广泛普及。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中，列举了多名患者的证词，“21名购药患者中多数的证言证明该药物确有疗效且无不良反应，无人证明因服用该药物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陆勇为方便病友支付药款提供账户，使得患者及时获得药品，延续生命，患者对陆勇深表感谢。”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未经国内审批的药品一律属于假药。陆勇的传奇，建立在该印仿药本身在印度合法，却因种种原因，无法被中国患者合法购得、从而被迫违法的行为之上。如果这个故事存有另一个版本，那么成千上万的病人，将面对另一种可能。

2017年3月，我和陆勇一起去了印度。他要见见老朋友，Cyno 公司的老板桑杰（SanjayJain ），和他聊聊在云南建药厂生产仿制药的项目。这样的合作，国内还没有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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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公司”

“系统里没有这种药，我也没有见过。”

阿波罗药店的店长尤努斯（Yunus）看到 Cyno 所产 Imacy 的照片后，在电脑上查了一会，对我说。

两天前，我们刚刚抵达印度，准备来这家药店拍照。印度尚在凉季的尾巴，是一年中气温较低的时候。白天最高爬升至摄氏35度，行人有避热的余地，但缺少降水，干燥多尘。陆勇换上印度产的棉质衬衫，透气，适应这里的气候。

德里拥堵严重，陆勇没有表现出丝毫不耐烦。“印度是乱中有序”，他说，自己初次来印度时，发现路上大多数汽车都没有后视镜，毫无顾忌地横冲直撞，也吓了一跳。但再堵车子也会慢慢前进，这里不强调工整、秩序，有野蛮生长的意味。他似乎已了解这个国家的表象和背后的逻辑。仿制药业也是一样，突破规则，最终使印度成为“世界药房”。

在德里市中心的康诺特广场，陆勇推开这家全国连锁药店的门，药店门脸小、纵深长，左右两侧是堆至天花板的药柜。他很自然地问道，“店长在哪里？”房间深处，店长尤努斯从电脑前抬头，对他露出微笑。“我可给你介绍了不少中国客户。”陆勇说。

仿制药如今成为中国游客在印度常买的特色商品，如药妆之于日本。尤努斯的药店里，20%的抗癌药卖给了中国人。为了更好地做生意，他随身带着学中文的书，微信里加了超过1500名好友。

GQ 摄影师希望能拍一张陆勇拿着药的照片。他对尤努斯说，“拿一盒 Veenat。”Veenat 盒子小巧，上面有黄色和绿色的条纹，并在显著位置印着公司的名字，Natco。

“这个药我吃了七年。”陆勇摩挲着 Veenat 的盒子。Veenat 有副作用，吃完会呕吐，吐的都是和胶囊颜色一样的绿水。他反复实践，才找到了与这种药和谐相处的办法：在吃饭中间吃药，如果感觉要呕吐，就赶紧喝上一瓶可乐。

镜头中，陆勇面色苍白，有些浮肿，两颊有几块色素沉淀，这是药物留下的痕迹。

拍完了照片，陆勇并没有提及 Cyno。隔了一天，我再次来到药店，把 Imacy 的照片给尤努斯看，问他是否有这种药。尤努斯否认了。

“我个人建议，如果你要买，就买 Natco 的药。”尤努斯说。我问他是否知道 Cyno 公司。他犹豫了一下，似乎在决定是否要告诉我，最终他说，“我知道，但那是家坏公司（bad company）。”

在印度我去过的五家隶属于不同公司的药店中，没有一家出售 Cyno 的任何药品。中国患者购买的唯一方式，是通过邮箱订购。Cyno有中文官网，只列了两种药品，治疗肺癌的吉非替尼和治疗慢粒白血病的伊马替尼（品牌名为 Imacy ）。“在线订购”一栏，用黑色粗体标注了邮箱。

我发去邮件，很快收到了一封标注着详细价目表、汇款方式和邮寄流程的回复。一盒 Cyno 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 Imacy 定价为65美元，即约448元。如果买20盒，那么每盒的花销可降至约202元。购买的过程有些过于简单，对方甚至没有要求我出示处方，而药盒内，还有中文说明书。邮件里还特别指出，汇款的银行信息有效期只有一个星期，下次订购需再次发信询问。

印度市面上，一盒 Natco 生产的 Veenat 标价8496卢比，约905元。一位从事十多年代购的印度人说，经销商给出的 Veenat 价格会在600到800元之间，“但是从来没有低于过600。”

“它（Cyno）在印度市场上是没有的，”陆勇说。坐在古尔冈一处高档公寓内，他主动提到了这个问题，神态轻松，泡上一壶清茶。“它只对国外出口，”陆勇说，只有通过与Cyno公司邮件联系才能买到，这样价格透明，杜绝假货，“想买假的都买不到，根本就没有。”

陆勇对自己的医药知识很自信，会对一个问题迅速抛出自己的看法，然后发出嘿嘿的笑声，好像在对回答表示认可。他言语中常见医药行业的专有名词，对药监局新政如数家珍。尽管病情早已平缓，对药业的关注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这间公寓也是与他合作的丝绸之路旅行社租住的地方。去年，这家旅行社找到他，希望和他一起开发来印度的医疗旅游项目。陆勇负责国内的宣传和报名，他的影响力超出了慢粒群体，丝绸之路的跨境医疗主要面向丙肝患者，而许多人正是冲着陆勇的名字来的。有的患者打了电话还不放心，一定要见到他，“看到我了以后他才放心地交钱，”陆勇很骄傲。

患病之前，陆勇一度对生活有挫败之感，第一段婚姻失败，事业没太大成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人。药案引起轰动，意外地成为他最有成就感的事情。2015年，他曾出席在清华举行的药事法研讨会，从患者的角度谈高药价之苦。同样出席研讨会的慢粒患者王忠良在会上说，陆勇给大家的不是威望，他是作为一个英雄存在的。有人敢去抗争，有人敢去公开了。

包括央视《面对面》、《今日说法》等节目都报道了陆勇案。陆勇取保候审期间，一直在家接待记者，买了100双鞋套，很快就不够用了，只得又买了50双。

陆勇案正好发生在医改加速的变革时期。2015年之后，国外新药的审批流程缩短；食药监总局发文，要求中国仿制药在2018年年底前完成生物一致性评价，这意味着国产仿制药的质量将得到保证。一系列政策出台，他的名字也不断被提及。

令陆勇得救、违法又因之成名的格列卫，已经被多个省市纳入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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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复杂的故事

这次来印度，陆勇时间比较宽裕，去了一趟宗教圣地瓦拉纳西。行舟恒河，他看见岸边正进行火化仪式，一具包裹着金盏花的尸体被架在木头上，大火熊熊燃烧。一群少年潜在岸边，等待从骨灰中淘捡首饰，更多的人在河里沐浴、洗衣，生死相邻，平静无扰。

印度人期盼来生的哲学唯有欣赏，对中国人而言，现世为重。34岁那年，陆勇收到慢粒白血病的诊断书时，问医生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还能活多久？为了活下去，他寻找所有的可能性，联系国外的骨髓库配对，吃过九年中药。格列卫是目前一个癌症患者所能期盼的最优解。为了供他吃药，2005年，父亲在去联系业务的路上出了车祸，经抢救无效去世。事发突然，没有留下一句话。

“如果不是我生病，他也用不着再出去工作。”陆勇说。药使他生，也令他悔。

他终生需要这种药。唯一一次断药，是在沅江市看守所，警察忘记送过来，他停了7天，又开始想那个问过医生的问题。沅江市检察院最终决定不起诉陆勇，认定他没有从格列卫仿制药上获利，且买银行卡的行为“显著轻微”。在近年来数百起代购进口药案件中，陆勇是唯一一个没有获罪的。2015年，浙江金华市人大代表胡芳还根据陆勇案写了议案。

陆勇成为了媒体口中的“药侠”，他喜欢这个称号，并把它用作了微信名。

读了《印度药神》的剧本后，陆勇对其中的人物形象不太满意。剧本里，他成了一个想要赚钱的药贩子，后来良心发现去帮助患者。制片人和他解释，除了审查原因，就是如果实写，人物比较平顺，不太容易升华。

陆勇和他的商业合作伙伴估计，等到电影上映的时候，将迎来药案之后的又一次媒体曝光。届时他一定会解释自己的清白，“我确实不太能接受，因为这样的话跟我形象还是有差异的。”他觉得自己的故事比《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还要复杂，《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主人公后来只是受到供药限制，而他自己还经历了司法流程，“要判我，抓我过去，要起诉我，然后峰回路转，最后什么事也没有。”

2014年，刘正琛就从媒体上知道了陆勇。他是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多年慢粒患者。2002年，陆勇患病的第二天，曾给刘正琛发过一封邮件，希望了解他的治疗过程。但刘正琛真正注意到陆勇的名字，是在12年后的新闻上；他注意的焦点，不是对代购仿制药的无罪化讨论，而是那个叫做 Cyno 的药企。

刘正琛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家药企。他找病友要来了一盒 Cyno 生产的 Imacy，当时里面连说明书都没有。“这个就有点像三无产品了，”刘正琛说。他又给在世界癌症大会上认识的印度医生哈瑞• 梅农（Hari Menon）写了封邮件，问他是否知道这家药企。梅农医生回信，“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家药企。”

在新阳光内部会上，刘正琛对病友说，不要吃 Cyno 的药。但 Cyno 初进中国市场时，与 Natco 的药捆绑销售，并请了陆勇做宣传。刘正琛又告诉病友，如果买回来是两种药，就把 Cyno 的扔了。

“没有没有，”采访时，陆勇立即否认 Cyno 有过宣传，“想要药的跟它联系（就行）。”我提出有患者看到过宣传活动，他又改了口，“Cyno 刚开始的时候来过，就是刚开始它这个要上市，来宣传过的，我帮它组织的病友”，“它的目的很明显，想通过我的影响力帮它推广。”

2011年，Cyno 在杭州、苏州、成都和无锡举办过四场推广会，陆勇帮忙组织、站台，正式将 Cyno 介绍给患者。杭州的推广会上，还请了一位浙江中医院的医生过来讲座，出场费2000元。

根据 drugsupdate 网站，印度生产格列卫仿制药的药企除了 Natco 之外，还有7家，包括 Sun、Lupin 等印度排名前十的药企，价格都与 Natco 相仿。陆勇说，只推荐 Cyno 的原因很简单，“因为 Cyno 的药最好”，用的是改进后的贝塔晶型。他看过 Cyno 提供的原料单，也看过生产许可证，“其他的药我不是太清楚……但Natco的胶囊肯定不是贝塔晶型，它肯定是（第一代）阿尔法晶型的。”

在德里市东南角“无国界医生”的办公室内，我见到了夏利（Shailly Gupta），向她请教如何辨别一家印度药企是否合规。“很难，”她皱起了眉头，这种疑虑的表情，我在后来求证过的所有印度人脸上都见过。夏利解释，印度有些药品的审核是在邦一级政府完成的，药企也可能委托某个生产机构生产，并没有统一的渠道去核实所有信息。她联系了 Natco 的人，唯一确定的，是 Natco 的格列卫仿制药也是贝塔晶型。

“没有办法，”尤努斯耸了耸肩。作为药店店长，他给不出什么辨别真假药品的建议。印度药品市场监管松散，据《印度时报》报道，2014年印度生产的药中25%为假药，假药市场规模在2017年将达到100亿美金，目前还未有权威的药品核实体系。假药可以做到包装逼真，且含有一定有效成分，患者唯一能做的是，“去正规的药店买，”尤努斯说。

4月份，我联系到了给刘正琛发过邮件的梅农医生，他曾在著名的塔塔纪念医院工作过12年，如今是班加罗尔 Cytecare 癌症中心的资深顾问。他向我证实了刘正琛的说法，“我在印度治疗过数千名慢粒患者，但我从未听说过这家药企。”

印度药监局（Central Drugs Standard Control Organization）是位于德里市中心的一座白色建筑，在康诺特广场东边。这里不见游人，很安静，穿着西装的男人们有序进出。在多次写邮件没有回复后，我试图以患者朋友的身份来这里碰碰运气，一位在药监局工作过6年的男人答应帮忙。他打开药监局的网站查了一会儿，又重复了一遍过程，抬起头对我说，“我没找到这家药企。这看起来有点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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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还是商人？

Suraj Mal Vihar 是德里东北部的一处居民区，里面多为独栋三层小楼，门口停放着私家汽车。工作日的午后，小区内很安静，装修的人家偶尔传出几声敲敲打打的声音。Cyno 在邮件中标注的公司地址，在小区中央的市场内。

一栋三层的黄色建筑出现在眼前，墙面涂料大片剥落，露出底下的黑色材料。商户门窗紧闭，大幅的广告牌上随处可见涂鸦，一幅广告牌歪斜，摇摇欲坠。门厅的走廊上，有印度街头常见的体型瘦长的野狗穿过。一个裁缝在院子里架起缝纫机，咯吱咯吱地踩着，他的妻子于一旁帮忙裁剪，他们是这个市场上仅见的商人。

Cyno 的地址在建筑的二楼，门框边上挂了几枝黄花，一只监视器在门上方亮着。无论是建筑入口还是门口，都没有关于 Cyno 公司的任何标志。

附近一家玩具店的主人是小区居民，在这里生活多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里有叫 Cyno 的公司，”他告诉我。热心的店主用谷歌搜索了一下，说 Cyno 的地址应该在 Preet Vihar。

Cyno 另一处公开地址，也是它印在药盒上、标注在谷歌地图上的地址，位于地铁站 Preet Vihar 附近的一栋棕红色建筑内。从左侧的楼梯上去，到三楼，可看见一个挂着“Gukka Pharmaceuticals ”牌子的大门，里面有工作人员走动的声音。Gukka 和 Cyno 两家公司同属于印度人桑杰，Gukka生产普药，Cyno生产抗癌药。

陆勇与桑杰是不错的朋友，每次到印度都会见面。他一早就告诉我，印度药企的办公室都很小，“不像我们中国喜欢空间大的。”

Cyno 并不是第一家陆勇寻求帮助的印度药企。2006年1月，陆勇第一次来到印度，是为和了Natco公司的老板见面，希望对方能够把药卖到中国，并且把价格降下来。

在孟买的酒店里，陆勇和 Natco 的老板及国际部负责人吃了一顿午饭，之后聊了一个多小时。他告诉对方，中国慢粒患者超过百万。“实际上慢粒患者是没有一百万的。他（Natco老板）觉得非常开心，因为中国的患者（数量多），他开心得不得了。”陆勇一笑，将其视作聪明的变通术。

“这个资料不是我搜集的，”陆勇又说，是同行的红十字基金会志愿者提供的数据。

时隔两月，陆勇再次去了 Natco 位于印度海德拉巴的总部，与对方又见了两次。Natco 开始对中国市场产生兴趣，4月份来到中国，想了解市场是否真如陆勇所说的那样庞大。他们去了卫生部和红十字基金会，陆勇在上海给他们引荐了自己的中医。之后，Natco 与他再无联系。

“一方面我估计可能生病的人数也没有那么大，他觉得我们提供的信息不准确。另一个方面，它的药也不能通过正常渠道顺利到中国来，因为中国是有专利的。特别是他跟卫生部信息中心见过面以后，他们肯定拿到了这个信息，就不相信我们了。”陆勇说，Natco 是上市公司，如果枉顾专利直接卖药到中国，麻烦就大了。

2011年后，陆勇开始推荐 Cyno 公司生产的药，而 Cyno 直接向中国患者卖药的。陆勇又说，这是 Cyno 与 Natco 不同的商业模式。“Natco 公司比较大……经销商可能是一千甁、几千瓶这样定的。中国患者的话，每个患者跟他们联系，一个个的就很烦。”

Cyno 公司老板桑杰为人低调，在陆勇案引起密集关注的时期，仅在腾讯《焦点人物》中接受过一次电话采访。他在电话里说，“我们公司各种执照齐全，请不要把我们的药当做假药。”

4月5日，我在 Preet Vihar 附近这栋棕红色的建筑里见到了桑杰。他把采访地点定在 Gukka 楼下的会议室，门口没有标识，看上去和普通的居民房一样。屋内家具简单，装饰纯白，没有任何文字。

桑杰是印度耆那教徒，身材高大，在四十度的天气里，他仍然穿一套剪裁得体的三件套西装，左胸口袋里插着叠好的手绢。他谨慎而礼貌，从不详述一个问题，多以短句回答，然后露出一个标准的微笑，嘴角上扬，示意回答结束。

2004年，桑杰接到一个中国人的电话，对方想要一些抗癌药，他因此认识了陆勇。当时 Cyno 是经销商，主要将药品销往日本，桑杰对中国市场的情况一无所知。陆勇开始给他介绍一些中国客户，从他这里购买 Natco 公司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 Veenat。

2010年起，Cyno 告诉陆勇，自己也开始生产格列卫仿制药，Imacy 随后成为陆勇向中国慢粒患者介绍的主要药品。

公开资料中关于 Cyno 的介绍很少，官网简略，连公司成立时间也没有，首页五段英文中有两段是重复的。据桑杰说，他1984年进入医药行业，1999年创建了 Cyno，如今公司能够生产400多种不同品牌的药，年生产100万粒，营业额五百万美元。Cyno 主要做出口业务，75%的市场在日本，15%在中国。两国的患者都是通过邮件直接向公司订购，公司把药物邮寄出去，“我们会在邮件里要求他们出示处方，”桑杰说。

桑杰估计，陆勇大概为他带来了几千位患者。慢粒患者需终身服药，Cyno 现在每天收到约100封来自中国的邮件，大多数订购的是格列卫仿制药 Imacy。印度制药业发达，桑杰说，印度有数千家药企，Cyno 大概能在印度排到前一千名。

“我不做任何宣传，”桑杰说，Cyno 的消费者是通过口口相传得来的，“我们只关注药品的质量。”他对与云南药厂的合作没表现出太大的兴致，强调自己已经五十岁了，对已有的市场很满足，“我没那么急切（I am not desperate）。”

我问他能否在印度的市场上买到 Cyno 的药，桑杰表示，可以，唯一的问题是得等几天。“在任何一家印度药店，这是可行的。”

事实上，Cyno 公司2011年在中国做过宣传，并将自己的药品与 Natco 公司的 Veenat 捆绑销售。收到患者的订购邮件后，Cyno 并没有提出查看处方的要求。在印度，药店中也无法购买到 Cyno 的药品。

陆勇案经媒体报道后，向公众普及了印度仿制药的概念。大量新闻以及随后的法律决定、人大代表议案等构成相互印证的链条，让陆勇成为了所有信息的入口，公众对他的信任，也转移到对他所介绍的产品的信任上。云南省工商联办公室主任柳树说，“我去过他们（Cyno ）公司，看过它的一些产品。其他的资质，包括它的生产许可证，这些我们没有看过。”

“这个药是陆勇给咱们开辟的一个途径，又有新闻垫底，都是他的正面的声音，你说患者可能会不去选择吗？有几个新患者会有理智去选择正规治疗？”李毅达（化名）说，他是多年慢粒患者，也是2004年陆勇最早创建的慢粒 QQ 群中的一员。媒体的关注点多在中国药价高上，但并没有注意过 Cyno 本身。

“其实是漏洞百出的一个表演，但是就有人相信。”李毅达说，许多慢粒患者希望相信一个“横空出世的救世主”，能够帮助他们摆脱苦海。他推测陆勇对 Cyno 的宣传，其中有经济原因，“一句很中肯的评价，就是他是一个商人。”

但陆勇作为开拓者的角色深入人心。“我不管他是卖假药，还是盈利了，还是没盈利，不管什么原因，他也是做了很多年，”王忠良说，他2012年患上慢粒，一度想过放弃治疗，是印度仿制药让他存下希望。“他被抓进去了，关了130多天，最终陆勇事件作为新闻在央视一直滚动播出，他把我们这个疾病公诸于媒体、公诸于社会，也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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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质疑

4月6日，陆勇在德里的南京饭店庆祝了自己49岁的生日。距患上癌症已经过去了15年，他身体康健，喝了一大杯红酒。月底与桑杰的会面后，他在印度一个多月的行程圆满结束，回到家乡无锡。

印度刚刚进入热季，迎来摄氏45度的高温。但无锡正是宜人的春天，有微风，街头宽大的树叶发出哗哗的声音。一个茶室内，陆勇泡好了一壶功夫茶，两个月以来，我们的大多数谈话都伴随着茶氤氲翻滚的热气。

“他们对中国市场还是非常感兴趣的，”陆勇笑容满面，说双方初步商定，与云南方面合作的药厂投资规模约一个亿左右，Cyno 提出以技术和三百万人民币的投资占股一半，在中国生产仿制药。

“如果我们谈成功的话，一方面对中国这个仿制药的促进是一个好处，第二个方面降低药价，第三个方面的话，对我个人也有好处……如果建立一个药企，或者我参与，或者有股份的话，这肯定好说对不对。”去印度之前，他就有此愿景。

我再次提到，在印度的药店里没有看到 Cyno 的药。“有的，”陆勇突然改了说法，说 Cyno 公司曾给他发过一个视频，上面显示，药店的货架上有药在卖。但他自己并没有去验证过。“我已经跟它联系了，我怎么还能去药店买呢？不可能的。”

陆勇一直微笑，语速依旧很快，没有任何被质疑冒犯的情绪。他说，2008年时就看到过 Cyno 的伊马替尼生产许可（这一说法后来改成2011年），还去过它位于索兰山区的药厂，“在悬崖上面下去的”，“下面大概有五层”。Cyno 给他看过一份在日本做的检验报告，上面显示，100mg 送检药品的伊马替尼有效成分为100mg，质量合格。

“你能查到的，我也查过，”陆勇嘿嘿笑着，“我百分之百保证。”

这些材料都是 Cyno 方面提供的。陆勇胸有成竹，说自己也做过药品检测，2015年时还查证过 Cyno 的生产许可证批号，“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他用了很多“绝对”，“据我了解他们绝对是有许可证的，没有许可证他们绝对不敢的。”

茶凉了，陆勇没喝，也没有再续。“我只关心它的药好不好。至于它的运作模式，是不是在印度销售，或者只是出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陆勇找出一份2011年私下在无锡大学做过的检测报告，分含量比较和质谱比较两个部分，从图表的峰面积显示，送检药品和对比药品的峰值几乎一致。且这种检测“一天就可以做出来”。

“这不足以说明什么，”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罗元明博士看过检测报告后说。药物成分检测需要多次重复实验及多批次的样品，而且还需要用标品制作标准曲线，比较耗时，这个报告太简单，只是给出检测器显示的峰面积以及质谱TIC峰面积，还没有任何文字说明。

2017年3月底，刘正琛将 Cyno 的仿制药与格列卫送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检验。5月2日，他拿到了检验报告。报告对比了两种规格的 Cyno 仿制药与格列卫，每100毫克仿制药的有效成分伊马替尼比例分别约为格列卫的55%和83%（注：该检测仅测试 Cyno 两个批次的药品，且其中一个批次生产日期较久，存在偏差可能，仅供参考）。

“这种病吧，它不是说你吃了不好短期内能呈现出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江倩医生说，“因为这种病如果不吃这类药也可以平均生存三五年，个别长的也有十年，药与药之间正副作用很难说。”她曾发表过一份针对949名患者的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服用原研药患者，服用仿制药的患者治疗反应较差。而目前服用仿制药的患者可通过非正规途径获得药源，“疏于规范化管理”可能是重要原因。

陆勇出示了一份 Cyno 的伊马替尼生产许可和两份申请表格。该生产许可由印度喜马偕尔邦颁发， 但上面标注的药品种类（other than those specified in Scehdule C,C(1) and (X)），并不涉及处方药范畴。即便如此，喜马偕尔邦药监局的网站显示，该生产许可证的有效期为2010年3月25日到2015年3月24日，而Cyno2017年1月生产的药品上，仍沿用了这一批号。桑杰另一家药企 Gukka 的生产许可证号，有效期也已于2015年到期。

这意味着，Imacy 不仅在专利和技术上是仿制品，没有得到中国市场的准入许可，它在印度的生产也是违规的。

“这个我不知道，”陆勇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我又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印度的梅农医生表示，如果不具备正规的生产资质，最大的问题在于药品缺乏监管，从而无法保证每批次的品质。我给桑杰发邮件询问，他再未回过我。

每天，陆勇的两部手机不停闪烁，都能收到将近十位病友托他买药的请求。这些人从网上找到了他的联系方式，说自己不懂汇款、不懂英文，网上写的流程也太复杂了。陆勇颇有些怒其不争，“这些患者实际上也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因为你这个病是长期服用的，你绝对不能依赖人家，”他说，“你买个手机都要花半天的时间看看它是不是好的，对你人生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怎么能够随便看了十分钟以后，马上就说我搞不懂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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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曾鸣采访、撰文：靳锦视觉：梁爽摄影：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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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转自知乎

作者：匿名用户 链接：//www.zhihu.com/question/61326470/answer/186667657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由于报道本身具有较高的阅读门槛，希望诸位能够先耐心读完报道。

这篇报道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在讨论这篇报道作为新闻写作的意义之前，有更紧迫和需要大家关注的地方。希望诸位不仅仅将这作为一个知乎回答，而是作为一件需要你彻底理解和帮助的社会议题来推动。

先说目前最迫切的现状，也可以说是推进此事的几大难点：

1. 中国约有十万慢粒患者，陆勇所掌握的群大概覆盖一万人，也就是十分之一。而他代购、主推的仿制药已经中科院证明有效成分远远小于原研药。也就是说现在全中国十分之一的慢粒患者的生命控制在陆勇一个人手上。而他在慢粒患者中已被封神，慢粒患者以及多数绝症患者圈子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圈子。这些患者极其家属的普遍特点是：

• 没有能力乃至精力独立辨别仿制药的质量，并进行跨国购买
• 极度的绝望，在这种绝望下失去判断力，一点点希望都会视为救命稻草
• 迫切需要一个英雄式的神话来拯救自己

因此，作为“中国仿制药代购第一人”的陆勇，在慢粒患者的圈子里不仅垄断了仿制药的代购，且成为神话般不可动摇的权威存在。在该报道出来之后，极少数知情患者也不敢公开提及、质疑、反对陆勇及其代购的仿制药。而陆勇本人至今没有做出回应。

2. 陆勇是被媒体塑造的。几年前他的故事被称为“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他被称为“药侠”，超过150家媒体报道过他。于是，人大代表提案，云南省工商联找他合作。宁浩监制、徐峥主演的以他为人物原型的电影《中国药神》即将上映。在此过程中，媒体、政府、资本，没有一方对他进行过深入调查，没有一方对他代购的药进行全盘考察。如今这篇报道无异于让媒体和各个利益方自掌耳光，当年参与制造这起神话的媒体，并没有跟进此事，导致这篇报道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关注，这也使得这件事目前的后续推进困难重重。

3. “陆勇代购的不是正规仿制药吗？”

陆勇先后代购过两种药，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代购第一种、也就是印度Natco生产的Veenat时，是采取向对方寄款的方式。但吃了七年后，他突然换成了Cyno公司生产的Imacy，不仅为它站台宣传，还网购银行卡让患者集资购买，陆勇正是因为网购银行卡才被捕的。而现在，陆勇牵线Cyno和云南药厂合作，这个项目据称投资过亿。

而Cyno合规吗？1. 作为药厂，直接向患者个人售药。2. 收款银行信息一周一变。3. 印度本土药房中买不到，药监局查不到。4. 生产许可证不合规且过期。5. 多位印度慢粒专家证实从未听过。6. 报道中没提到的一点是，这事儿在慢粒圈根本不是秘密。

接下来，针对多数普通人对这件事以及这篇报道产生的错误认知，做一个回答：

1. “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这不是一个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故事。或者说，这是一个变种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故事。多数人可能并不清楚陆勇这个故事的前因，并未仔细看完报道的全文。也是因为这件事经过了多次反转，多数人还停留在最后这个反转的前面一个阶段，认为陆勇是在中国专利药价格昂贵的环境下代购更为便宜的印度仿制药的英雄。并不是这样，所以请不要再将此事定性为“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2. “陆勇代购的是仿制药，你懂不懂仿制药和专利药的区别？那不叫假药。”

专利药、仿制药以及陆勇代购的 Cyno公司的仿制药，是三种不同的东西。参见报道原文：

陆勇的故事建立在格列卫的仿制药之上。格列卫是人类第一个分子靶向抗癌药，将慢粒白血病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提升至90%以上。药也是一门利润惊人的生意，瑞士诺华公司的格列卫年销售额将近50亿美金，延续高溢价的策略，美国市场价格曾7年内翻了两倍，中国的市场价格至今为23500元一盒。对于癌症患者而言，他们别无选择。 仿制药与原研药在剂量、效力等各方面一致，唯一的区别在于没有专利。印度1970年的《专利法》放弃了对药品化合物的知识产权保护，本国企业开始大量生产仿制药，并迅速发展成为支柱产业。一种药在美国上市后几个月，就能在印度找到价格低廉的仿制药。

实际上，在慢粒患者圈，通过代购印度生产的仿制药进行治疗，是非常普遍的情况。在印度，仿制药也是一项非常大也相当成熟的产业。具体到格列卫这种药，合法生产且有同等疗效的仿制药品牌非常多。而陆勇代购的Cyno 公司生产的仿制药，在印度属于违规生产的不合法药物，其有效成分经检测远小于原研药。也就是说，陆勇代购的是仿制药里的非法药品，的确就是假药。

3. “因为在中国购买专利药价格昂贵，有便宜的仿制药为什么不能买？即便是假药。”

如第2点中说明，在印度，能够买到的正规合法的格列卫仿制药非常多，至少有十几家药厂生产，有的还是印度顶级药厂。并且，报道中尚未来得及更新的一点信息是，通过与这些正规厂商进行谈判，如今中国的慢粒患者能通过代购买到的正规仿制药的价格也已降到250左右一盒。陆勇代购的假药是200一盒，早已不具有价格优势。但由于陆勇在代购格列卫仿制药这个领域的垄断地位，很多患者并不知情、也没有能力通过其他渠道购买正规便宜的仿制药。

4. “陆勇代购的药有效成分不足，但有一点效果是一点效果，总比买不起专利药等死要好吧？”“如果能花200块吃到有效成分55%的药，不也很划算吗？”

结合第3点，患者完全可以有合法、安全、有效且同样便宜的仿制药选择。

而且，1. 陆勇一直宣称他所主张的药的有效成分与原研药的相似度高达99%以上，患者并不知道真实情况。2. 有的批次有效成分是原研药的55%，有的是83%，所以患者是该吃两倍的药还是一倍半呢？药能是这样加减乘除吗？3. 乱吃药带来药效的不可控。文章中已经提到江倩医生的报道，吃印仿药的患者后续监控很差，主要原因就是药的来源不明。各位可以查查江倩医生在慢粒圈的地位，她是“慢粒一姐”。

然后终于可以说一下这篇报道就新闻写作而言的重大意义，并对新闻从业者提出一些质疑：

• 在以资本主义为导向的现代，旁观这几年来，特稿或所谓调查报道的写作，越来越朝着“故事化”乃至“影像化”的方向发展，似乎一个选题是否能够被通过、一个新闻事件是否值得被写出，能不能成为“爆款”、能不能改编为影视剧，成了最被值得考量的依据。新闻早已失去其正义性。
• 在陆勇代购仿制药，被神化、多次进入人大提案、被拍成电影的过程中，为什么全国150多家媒体没有一家进行深入调查？！与《大兴安岭杀人事件》这样在报道过程中发生杀人案件便成功引发大量关注的调查报道相比，《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所做出的努力显然远远更加值得被关注，这是真正的对于事实如侦探般的调查，对于真相抽丝剥茧般的发现。其中的艰险和勇气不仅超越了“记者”这一身份，也令调查报道这一类写作在如今的时代重新拥有（或还原了）它所能有的最高使命和价值。纵观国内这十年来的非虚构写作，此篇报道可谓是一座里程碑。因为它不仅是一篇完全凭借一己之力去完成的对事实的重新审视、对真相的再次发现的非虚构写作，它真正可能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写作这篇报道的本身就是一部电影，中国版《聚焦》。
• 这是一篇真正考验新闻从业者的良知和选择的报道。出于报道作者的职业素养，报道本可以写得更加“吸引眼球”，但《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仍然选择了理性、客观的视角呈现所有的证据，在写作手法上，并不像当下流行的非虚构写作那样充满戏剧性，这也导致报道显得非常温和。报道出来后，诸多权威媒体的集体沉默使得这篇报道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是的，这篇报道无法被改编成影视，甚至是《中国药神》目前最大的绊脚石；这篇报道也不够“好看”，不够“充满争议”，在故事性和写作手法上不能被当做非虚构写作喜闻乐见的热点进行讨论；由于此前其余媒体对陆勇进行的光辉塑造，新闻从业者也不敢自掌耳光。然而它无愧于新闻和新闻从业者所能拥有的最高价值。

综上所述，《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这篇报道对于陆勇这位“英雄”的揭露，仅仅是一个战斗的开始。至于它能够走多远，是否能够真正引发全社会的关注，是否能够真正挽救千万慢粒患者的生命，必须要靠你——一个不相干的普通人继续推动下去。

这篇回答写完，必然还有许多质疑和讨论，这不重要。因为是否能够得到更多的力量对此事进行关注和跟进，哪怕是质疑、甚至是推翻，都会让事实更加清楚，让药的问题更加明白，这才是这篇回答的重点。

无论是批评还是赞同，在此我作为一个对此事略知一二的普通人，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