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度嫌疑人

有豆友已经说过，在北京电影节上，导演是枝裕和说明“这是一部没有明确答案的电影”。确实，剧情和配乐有些闷，闷到我看的上海影城场连多数影片放映过程中会有的尴笑都没有，唯一的画外音是我后排一个大叔无聊地翻弄塑料袋的哗哗声。

这是一部需要观众自我分析的影片。但凡注意到若干细节，再自己串联一下，就可能串出“可能的真相”。期待影片自动奉上正确答案的，唔，别期待了。

关于剧情解读，有豆友已经写得很清楚，在此不重复，引用一下，感谢豆友的分析。//movie.douban.com/subject/26952153/discussion/615324720/

以下补充一些上文没提及的细节。

案件的关键是：案发当时，现场究竟有几个人？

一个细节暗示了这一点：福山第一次去死者家里拜访，摄像机曾用他的角度扫了一下这个家庭的玄关，观众们看到了女儿咲江的运动鞋——右脚的鞋子内侧有脏污的痕迹，推测是干透的血迹。当然，也有可能是案发后咲江在案发现场蹭到的灰，镜头闪太快无法确认。

如果是血迹，则“可能的事实”走向一个可怕的方向：

案发当晚，现场或许有第三人的存在，即咲江。

咲江当晚在现场的另一个佐证是：（死者）有汽油味的钱包。

从钱包沾染汽油味来看，至少死者遇害后，真凶最初的想法是把所有东西全都淋上汽油烧掉，目的极有可能是拖延死者身份被发现，那或许能够推测，真凶是死者身边的人。而最终，钱包被三隅从火海中抢了出来（烧伤的手是佐证），目的如三隅本人所述：为了给亲生女儿寄钱。

这个“真凶”究竟指向何人，当晚河边究竟有几个人，影响了后续“真相”的走向。

若河边当晚有三个人，即能推导出一个冷冰冰的真相——腿脚不好的少女，为何会在深夜的河边？答案或许隐藏在律师和少女对质的那段剧情中：当盘问少女都在何时、何地遭受父亲侵害的时候，律师说了几个地点——家里？旅馆？【河边】？所以深夜的河边究竟发生了什么？答案不言而喻。无论是少女动手杀人还是三隅动手，死者都是罪有应得。

若河边只有两人，或许真相和福山所推论的相差无几？谁又知道呢。

写出这篇可有可无的分析的我，也只是剧中提到的那个摸象的瞎子。

唯一能够查明所有真相的，是代表了无上司法的法庭。

但正如咲江所言，没人会在那个法庭上说真话。

真相是什么，在那个法庭上从来都不重要。

说得是《三度嫌疑人》。片名的模糊就让我想起《我要复仇》，看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拳叔这样无恶不作的人该是被复仇才对啊。他向谁复仇呢？这种惊愕同样伴随片尾字幕缓缓出现，想起《千杯不醉》里方中信吃完法国大餐的表情。

是枝裕和的电影让人无所释怀是意料之中的，但如此云山雾罩还是不免令人：你啥意思啊。

也是一种心理习惯的被反转：这是凶案，先告诉我真相，哪怕是岛田式华丽扯淡的那种也行。然后。

但是本片直到最后都没有给这个然后。

这个电影唯一没有反转的就是尸体始终还是尸体。比较意外的是尸体似乎算是死有余辜：

1.要挟刑满释放人员做廉价劳动力；

2.食品造假；

3.性侵亲生女儿（女儿坚持说因此跳楼致残）

4.其他

这样的人总有其他致死之由。这具尸体也像所有的尸体那样完美地，不会回嘴。

也就是律师、凶手和女儿的那句话：有些人不配来到这个世界上。

据说这个电影是讨论这些内容的：

1.这个世界不存在真相，人始终把自己看到的一部分当作真相的全貌（盲人摸象）；

2.谁有审判别人的权力；

从镜头而言，中景，近景，特写甚至是大特写反复出现。犹如被导演摁着脖子凑近“真相”。大有你快放手，你哪怕长得不好看你说得我也觉得是对的。

大部分的所谓反转是通过对叙述的反复否定完成的。每一次又开上帝视角让你觉得这比真金还真。

有没有参与谋杀，谋杀动机到底是什么，观众和检察官、法官、陪审员，甚至包括被告和律师大家一样疲惫不堪，苦不堪言。

役所广司对演技再次让我见识到什么叫做方寸之间，浊浪排空。福山雅治则是春光明媚，得寸进尺。罪犯要求的并非逃脱罗网，而是要这个根本不当他是回事的世界正襟危坐；律师则是想尽快公事公办，结果就像浪子这次真的动了心。

于是在一种困惑甚至暧昧的纠缠中，更多的人卷了进来。

于是，复杂的问题忽然变得简单。

这并非是在讨论哪一个真相更趋向“本来”，而是提醒不要执着于自己看到的，自己想到的。真相只是一个开始，而不是一个如释重负。

了解真相的一个最大副作用就是就此束之高阁，自此心安理得。所困扰的，所焦灼的，似乎猛然子虚乌有。

即便凶手伏法，即便那个曾经的恶魔已经不能再祸害这个世界，即便整个司法体系又一次将各方面平衡到了一个临界点。即便小女孩的悲惨往事没有被宣诸于世。这一切其实的确并不是心心念念所在。始终在关注的还是答案并不是一劳永逸的，答案更不可能像对所有人都可以奏效。

看完电影，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而疑惑丛生。这大概才是电影真正想诱发的东西。

“知道了”。这句话本身是多么的陷阱重重。

一种关于“99.9%有罪率也有0.01%的可能性被推翻”的逆向思考。面部特写在玻璃前形成的双重曝光效果，使得眼中的泪水也不过成为了镜面中的虚像。善意和恶意可以在言语间轻易摇摆不定，就像媒体可以用舆论杀人，利用反复的谎言获取最大限度的信任或是揣测，最终成功让第三者改观印象、质疑真相、甚至判决生死。

“有个人恩怨的杀人因为背后带有一定的因果故事情节”，所以就可以比“贪图金钱的杀人这种完全出于一己之利的做法”判处更重的罪行，种种荒诞的措辞却可以说服无知。

虽然律师和检察官都受“法律”的制裁，但也可能因为相同的身份、相似的成长环就可以轻易动摇想法，最终被虚妄的正义感冲刷也成为了制裁生死的杀人凶手。

「容器」作为一种只可读不可写的意象，接受着所有「盲人摸象」产生的正负面评价，最后在这种刻意制造的绝望中感受着「生而为人」的原罪。

除了人物形象反差的戏剧化，片中几个重复镜头的前后呼应，使得是枝裕和的这部片有了电影感的蒙太奇效果：例如监控录像中役所广司在车尾的摇窗动作铺下的伏笔，与片末福山雅治在得知翻供后的归途中，同样的摇车窗动作，压抑的爆发只是对新鲜空气与善意的渴望。以及福山雅治走出法院的摸脸动作，意在和粘上鲜血的杀人片段相呼应，凶手各怀恶意，而律师也成了判决生死的「第三度杀人者」。

最后， Ludovico Einaudi的配乐加一星，但是整体依旧用生活化的慢节奏拍一部悬疑题材的片，实验性强烈，但是也需要在逻辑上细细推敲才能完美。

电影一开始有一段主观镜头，役所广司跟着一个人走到河边把他打翻，接着模糊了一下，下一个镜头他泼汽油烧尸。在导演没有特指人物时，这种主观镜头就是导演要说的事实。所以这电影一开始已经把真相告诉观众了。

通过这部电影可以帮助观众深入理解几个概念：程序正义，真相，死刑的废除与保留。尤其是废除死刑这项，非常有争议。

程序正义就是即便一个人承认自己杀人，主动愿意认罪，仍然要委派辩护律师为他辩护--因为他认罪不代表就是真凶，可能背后另有其人，而正义就是找出真凶。

找出真凶并惩戒真凶一定是正义吗？不一定。所以，叫程序正义。

有部港片《A1头条》，讲了一个调查记者，在调查一个和富豪有关的命案时，有天忽然驾车出事死了，他女友怀疑他是被人“买凶杀人”了，但主编告诉她并不是，因为他赌博输钱，可能是自杀了。他女友于是怀疑主编也有问题--因为富豪刚刚收购了他们报社变成了他主编的上司。她以一个科技记者的身份，在老报人同事的支持下深入调查，在两个收高利贷的黑帮帮助下（一个黄秋生一个葛民辉）终于查明了真相。真相是什么呢？富豪没有杀人，这是因为他家人反对他和一个普通背景的女孩儿交往，该女孩儿自杀了，他不想事情闹大，找到警方希望低调处理。而她男友的确欠下贵利。还多次收过封口费还债。他的死和他的专业没有关系，至少和他调查这个案子没有关系。最后主编（梁家辉）对女孩儿说：我做报纸二十年，你不相信我的操守？女孩儿的报道上了A1头条，揭发了富豪和这个死去的普通女孩儿的恋爱关系。经此一役，她成长为一个真正的要闻版记者。

这只是当年非常普通的一部电影（李心洁，陈冠希，黄秋生，梁家辉主演），但我对这片印象深刻，因为它反映了一个常识：真相未必如我们想象一样。富豪不一定都是心怀鬼胎的，调查记者不一定都是伟大光荣无私的。这部电影当时宣传语是：没有真相，只有头条

这部电影也一样，真相是小女孩儿长期被继父性侵，她和役所广司一起诱杀了继父，役所广司一人承担了罪行，保护了她。

片中几处关于律师这个职业的嘲讽：律师在乎真相吗？在乎，当且仅当真相能帮忙打赢官司的时候。片中老律师关于盲人摸象的比喻与其来比喻律师不如来比喻普通新闻受众。律师是可以拼凑出真相的，但他们只会公布对他辩护有利的真相--其实媒体也是如此。

所以役所广司才问福山雅治：你不想知道真相吗？

福山雅治在面对检方律师时也是嘲讽对方的，对方说你这种律师，根本不是为了追求真相，他嘲笑道：真相？意思是你第一天当律师吗？的确，第一天当律师的小跟班问了一个傻白甜的问题：为啥你们眼神一对就知道接下来大家要怎么配合了呢？

这个眼神是法官和双方律师的交接：六目相对，马上就默契了，他们都不是第一天做律师，不是第一天做法官。法官有KPI要完成（好多案件），律师也有KPI（不要再浪费公帑了），既然犯人一心求死咱就成全他吧，赶紧了结。什么真相真凶，那么重要吗？事就这么成了。

福山雅治的父亲做法官时是支持死刑的，支持死刑的人通常都觉得真相已明，真理在握。甚至晚年还说：如果那时判了他死刑后面这个人就不用死了。

（首发于今日头条号：天涯小鸟movie）

人真的可以审判人么？

人审判人真的公平么？

或者，何谓公平？

——题记

近期我被斯皮尔伯格的《头号玩家》刷屏，大师不出手则矣，一出手必是9.1高分之作。

在众多曾经佳作频频的导演开始拍起烂片的当下，斯皮尔伯格依然出手不凡，可敬可叹。

而作品从来不会低于8.5分的是枝裕和却拍出了一部7.0分的电影《第三度嫌疑人》，和《头号玩家》同日上映。

斯皮尔伯格和是枝裕和，两位分别是欧美和日本的重量级导演，新作反响的天壤之别让我怀着好奇前去观看......

看完我明白了《第三度嫌疑人》被人诟病的原因。

大家抱着看悬疑片的心理去看，结果收获了一个节奏慢，连真凶是谁都没讲明白的电影。你让大家怎么接受得了？

可是，是枝裕和真的在拍悬疑片么？他的重点明明在探讨“人能审判人么”上。

片中，福山雅治饰演的律师重盛为役所广司饰演的杀人犯三隅辩护。影片一开始便展示了三隅杀人的全过程，还特地给了三隅一个正脸特写。

真凶是三隅已确认无疑。

剩下的就是作案动机，按照日本悬疑的套路，作案动机也值得被好好挖掘。

但，是枝裕和依然没有把重点放在三隅的作案动机上。

一开始，三隅承认杀了自己的老板，后又供出老板娘买凶（他）杀人，最后又否认杀人，要求无罪辩护。

作为三隅的律师，重盛表示压力真的很大......

我们来梳理一下这其中的因果。

一开始三隅承认自己杀人，三隅说是因为其他律师认为这样可以减刑，他们不相信三隅没有杀人；

后三隅称老板娘买凶（他）杀人，三隅说是因为不满老板和老板娘在生产中作假，借机报复；

最后三隅否认杀人，虽然三隅没说原因，但很可能是为了保护老板的女儿咲江（广濑铃 饰演）。咲江长期被父亲侵犯，并称三隅杀人是为了保护她，她要在法庭上说出这一切。

至于真相如何电影始终都没告诉我们，我们也不得而知，所以只能用“三隅说”。

看到这里，你应该明白是枝裕和的目的不是探究作案动机，更不是挖掘真凶，而是一件案子里每个人的作用。

凶手打造了一件案子最初的模样，而这件案子最终的模样却有着很大的变数。

三隅的案子，律师只想着怎样减刑，法官只想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判决，媒体只关心案子背后的秘密......

没有人关心真相本身。

所以这并不是一部类型片，而是一部写实的社会片。带着这样的心态去看这部《第三度嫌疑人》，你会收获很多。

其实是枝裕和之前有一部很有名的写实社会片《无人知晓》，基于真实案件，讲述被不负责任的母亲抛弃的孩子自生自灭的故事。

用充满童趣的明亮画面去表现残酷，取得了三倍效果。

这部《第三度嫌疑人》也是如此，用一个悬疑案去表现人心的扑朔迷离，突显人心的迷宫，不得不感叹是枝裕和的创新。

虽然此片在叙事上有冗长的缺陷，使得两个多小时的观影有些难熬，但除去这点，这部电影仍值得一看。

因为它直指人类社会的一个深刻的话题——人真的可以审判人么？

影片中，无论是律师、法官、检方，都在各自的利益面前妥协了，一开始嚷嚷着“我和罪犯怎么可能是朋友”的重盛律师最后倒成为了唯一关心真相的人。

振振有词，看上去一身正气的女检察官在三隅翻供后，本来要求法院重审，但在前辈提醒下，也默认了法院出于自身利益而提出的折衷方案......

这样的审判，早已失去了公正。

审判的初衷是唤起民众对生命的敬畏，而失去公正，一心只想完成任务的审判早已背离了这个初衷。

那么，何谓公平？

这不是一部悬疑片，观众需要沉下心来回味。

说实话，近几年悬疑片、悬疑剧太多了，我难免审美疲劳，能在大荧幕上看到这部反类型的片子，还真令我眼前一亮。

而是枝裕和的剧本功底依旧扎实，全片没有一句废话。

拍摄手法上，为了迷惑观众，是枝裕和穿插进过往“真相”，尤其是咲江和三隅共同杀人的场景，亦真亦假难以辨认。

重盛律师和三隅的最后一次对话更是采用了人物重影的拍摄手法，悬疑和惊悚意味加重，颇值得玩味。

这部《第三度嫌疑人》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是枝裕和，关注小人物重建的是枝裕和开始关注起社会问题，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呢？我拭目以待。

准备从金丝雀的意象切入讨论一下这部电影。

第一只金丝雀是死者的女儿山中咲江，父亲既从小养育了她又常年性侵她，父亲便是她的牢笼，而她是父亲的玩物。与三隅高司一起杀掉父亲便是她的逃脱牢笼重获新生之路。

第二只金丝雀是犯罪嫌疑人三隅高司，他三十多年前所处的牢笼叫高利贷，失业之后借了高利贷的他，借款人既是他的帮助人又是他今后自由生活的牢笼，高利贷意味着永远在为人赚钱还的却只是利息。所以他杀了追债者逃出牢笼。

杀了追债者的三隅高司并没有获得自由，进了叫监狱的牢笼，这里有饭吃有床睡还不用付房租，这会在他出狱后某种程度上想念这座牢笼的。

出狱后三隅高司来到死者的工厂干活，他知晓了这座赚钱机器造假的秘密，并以此敲诈死者，这次他终于翻身做了一回金丝雀的主人，然而直到他遇见了死者女儿......

第三只金丝雀是福山雅治扮演的律师重盛，以及法庭上的其他人。

在一个迷雾和谎言中的世界里，如片中所言，真相对于这些司法界的从业者来说就是一次次的盲人摸象，每个人都根据自己摸到的那部分世界，坚定又激烈地向他人争辩大象的真容应该是怎样的，甚至添油加醋只说对自己有利的部分。

到最后发现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们其实是一条船上的人，某种程度上都只是营生而已。而这条船也可以读作笼。

这便是生而为人的苦难所在，既然生而为人，便必须被肉体所胁迫去营生，去为这具躯壳考虑，真相和正义在大部分时候退回成了第二步、第三步乃至更加次要的事情。

而对于所有的其他人来说，退回到次要，在牢笼中所交换和舍弃的，可以是其他的种种，很多很多。

最后吐槽一下大陆版的片名翻译，好端端的第三次杀人被叫成了第三度嫌疑人，看完只能用一头问号向译者问好。

谁制裁谁，由谁来决定

法庭真的是探寻真相的地方吗？不是吗？

十几年前，周防正行忧心忡忡地拍摄了[即使这样也不是我做的]；而今，是枝裕和将自己对此凝练深邃的思考放进了[第三度嫌疑人]里。

所以，最好从一开始，就不要把它放在悬疑/推理片的体系里去对比。

一个曾经两度杀人的男人，在法庭上面临审判：

律师只想着怎样减轻刑罚，检察官巴不得赶紧对其定罪，法官只想着怎样在规定时间内审完案件。

这不是理所当然吗？已然成为常识一般。

©[第三度嫌疑人]，左律师重盛和右犯人三隅在狱中见面

但是枝裕和要问了：如果审判过程中，并没有人真的在乎事实真相，那案件的真相和正义在哪里呢？

和加缪写《局外人》来质询司法制度一样的尖锐和一针见血。

是的，你知道，这其实不仅是某些知识分子的困惑，更是司法制度甚至法哲学的困境。

01.

不論真相，只求法律事實

《Legal High》里，古美门律师曾对菜鸟新手说：

“为自己委托人的利益全身而战，我们律师能做的只有这个。”

“我们又不是神，怎么可能会知道正义那种东西，你就认为正义只存在于特摄英雄剧和《少年jump》中吧。”

©《Legal High》，古美门的名言

某个律政剧的主角，一个口头禅就是：“真相是上帝的事，我们只负责辩护”。

法律人不自比上帝，并不负责探寻真相，为委托人利益而战，这是职业道德。

就像[第三度嫌疑人]里，律师重盛从一开始就告诉后辈：“辩护不是交朋友，不需要理解和共鸣。”

所以他接触犯人三隅，展开问询和调查，从一开始就没想着要还原事件真相。

搜集有利于委托人的证据，比如看到沾了油漆的钱包，就以“仇杀和事后拿钱”的版本辩护；

委托人改了口供，就再往共谋犯/从犯方向辩护。

©[第三度嫌疑人]犯人多次翻供

律师重盛从一开始的辩护策略和行动就无可指摘，看得出是秉承着职业道德的律师精英。

美剧《Justice》(金牌律师)中，就更是将这种“胜者即是正义”的观念放大到一定程度。

四位律师组成一个精英团体，四个人各有专攻，有人专门上法庭，有人负责证据链，有人负责搞定媒体。

口号是“100%无罪”，他们为富人辩护，从已知的证据里编织故事，再戳破检方的故事版本。

©《Justice》四人协作的团体作战，不在乎真相，只在乎打胜

法庭审判，不再是寻找案件的事实真相，而是探寻各种「可能性」：

比的是，辩方和检方的故事版本里，哪一个漏洞更少，哪一个能够更让人信服。

所以说，法庭当然是探寻真相的地方，只不过，探寻的可能不是我们朴素观念里的客观事实。

而是可以通过证据支撑和证明的法律事实。

就像举世瞩目的世纪审判辛普森案，即使全世界都知道辛普森的罪行，但缺少了证据，那就是不存在的东西。

©辛普森案中，不合手的黑手套成为一个关键证据

有人说，人类发明最好的东西，就是法律和法庭。

那在法庭上，最好的发明大概就是检方和辩方的对抗式，通过两方的对抗实现对法律事实的探寻。

02.

對抗式，進步和革新

如果让我想象18世纪前，英美法系下的法庭场景的话，大概是这样的吧：

被害人又身兼起诉人，他在法庭上大声疾呼：“你在某地抢劫我，还打了我，抢走了我的钱。”

被告的窃贼会回应：“你胡说，我才没有抢你呢，我那时候在家里睡觉。”

然后对方“不！你骗人！你抢了我！”“你才骗人！没人抢你！”...

然后...双方吵成了一团，法官一摸脑袋，唉，谁晓得到底什么鬼啊，随便判呗。

©17世纪的审判情形插画

是的，那时候的法庭，没有辩护人，没有检察官，也不讲究证据。

几乎全是依赖两方的陈述，所以吵成了一锅粥就成了常态，还因此得名“争吵式审判”。

“被告说话”式的审判模式持续了很久，一直到它的弊端实在让人无法承受。

17世纪80年代，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英王开始残酷镇压政治犯，所谓的叛逆罪审判在这时大量进行。

由于对证据和程序的不重视，大量的伪证被做出，依赖口头证据又催生了严重的刑讯逼供。

而没有专业的、辩护律师的帮助，几乎只要被指控，就难逃其罪。

©“天主教阴谋案”的参与者被处以极刑

所以这个时期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以及恶意审判，比如著名的“血腥巡回审判案”、“天主教阴谋案”就都发生在这个时期。

这种情形下，光荣革命后，重掌议会的辉格党人就开始了对审判制度的改革，以回应之前受到的镇压。

于是，17世纪末的审判法中已经开始在刑事诉讼引入辩护律师；但实际上，律师介入还是要到18世纪30年代了。

30年代，伴随着辩护律师介入到刑事重罪中，和检方的对抗制也开始逐渐成型。

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又相当漫长，直至18世纪中晚期，仍只有很少部分案件是在法庭上通过对抗制审判的。

英剧《加罗律师》故事背景就是18世纪末，那时候，律师还没有获得完全辩护权。

©《加罗律师》中的辩护还很有限

他们只能在种种干扰和随意下，主要负责交叉询问被告人及证人，所能发挥的影响还是非常有限。

此后，经过近二百年的发展，对抗制才确立、发展和完善起来，成为现在英美法系最基本的审判制度。

03.

真相，只是副產品

对抗式审判以进步和革新的面貌出现，毫无疑问将法庭秩序带入到真正的现代文明时代。

各大律政剧里，控、辩双方唇枪舌战，给观众奉上了无数激情迸射又严谨缜密的逻辑盛宴。

[十二怒汉]里，陪审团在控、辩双方的对战结束后，厘清法律与事实的过程，又让人深受程序正义的感染。

©[十二怒汉]陪审团在对抗制度下成为最重要的决定者

但另一面，对抗式从它出现和发展到现在，也是它的问题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当控、辩双方都以击败对方的绝对胜诉为目标，功利主义的目的驱动下，真相也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有选择地收集和提交证据，只出示对己方有利的证据，隐藏、歪曲不利于自己的证据。

就成了行业常态。

而在对抗式制度下，法官又需保持绝对中立，不负有主动查明事实真相的义务。

法官和陪审团，只能在控、辩双方所给定的案件「可能性」中，选择最让自己信服的一个。

所以，就像[罗生门]里，每个人口中都是完全不同的故事版本；

审判好像也变成了这样一个「你相信谁」的游戏。

©[罗生门]海报，每一个人口中都是一个不同的故事版本

[控方证人]里，可以利用这种制度缺陷，伪造证人证言，就能实现案件逆转；

加缪的《局外人》里，因为犯人“在母亲去世后就去约会”这种习惯性思维，陪审团就可以彻底否定一个人，然后判定有罪。

[第三度嫌疑人]里，犯人三隅一次次将证言推倒重来，最后利用法官的“不信任”实现了自我毁灭。

电影最后空留下一句“谁制裁谁，由谁来决定？”

©[第三度嫌疑人]犯人最后的死，成为“第三次死亡”

《局外人》里的犯人，从始至终被隔绝在审判之外，观者关注他的生活，关注他的母亲和女友，但就是不关注这起案件的真相。

真相只是副产品，真相只是每场审判的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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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卷卷毛

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破词儿」

第一凶手应该就是役所广司，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个角色完美地立了起来，也让这部电影更有质感和艺术价值，对得起导演是枝裕和的良苦用心。

这部电影其实有很多高明的表现技法。传统的推理片，大家会推测凶手是谁。或者有些指明了凶手，让观众去推测他的杀人动机。这部片开头，便将役所广司杀人的画面公布于众，但随着情节的层层推进，观众会发现已经认罪的他，不断在细节上说谎。随着性侵、造假等一系列事件的公开，凶手究竟是谁又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役所广司也开始了惊为天人的表演。推测他的说谎动机，成为了一个最大看点。

而福山雅治作为役所广司的辩护律师，两人的飙戏也异常精彩。福山雅治代理这桩官司，显然在道德上要遭受一定程度的“审判”，但正如玲所说的“法庭上没人会讲真话”，法律终究不看事实只讲证据，福山雅治利用一切手段希望能够为役所广司减刑……在发现了性侵等更多证据的情况下，他们原本就胜券在握了，这时在那次开庭后不久，出现了一个“惊天大反转”……

役所广司突然不认罪了！他反问福山雅治，到底相不相信他，并在崩溃中说出了“真相”……那一段表演看得我都快窒息了，这样一种歇斯底里的挣扎，显然不符合所有逻辑。相信观众看到此处，被折腾了大半天的他们，也会近乎崩溃，这简直不啻于在绵长的刀锋上踏刃而行……

但这一段妙就妙在，役所广司用一种惊为天人的演技，几乎把观众都要欺骗了，让我们甚至误以为凶手另有其人，让我们真的以为他是冤枉的了。个人觉得，这段表演放在电影史上，都堪称一次能够留名史册的演出。这一出的设置究竟意欲何为，相信福山雅治和役所广司隔着玻璃的那段对白，给出了一个最接近于“真相”的“真相”，让这部电影有了一种令人沉醉的高级质感。

役所广司不是没有想过求生，正因为想过，所以才会动摇，才会在细节上说谎，才会让辩护律师想尽办法让他改判无期。但他内心更大的绝望，来自于对这个没有真相的世界，以及个别人动辄就能决定一个人一生命运的绝望。在这种绝望下，他人性所发出的最后一丝光亮，便是尽全力保护好命途多舛的玲，不希望她再遭受任何一丝的伤害了。也正是在这种想法的左右下，他最终说服了自己，用一种近乎崩溃的表演，骗过了所有人，决意赴死。

这不是一部推理片，这时一部人性和法律碰撞下，开出的一株绝望之花。你用推理片去看它，可能不会很喜欢。但如果从人性的角度去分析它，会觉得是枝裕和还是那个是枝裕和。 那么玲有没有参与到这桩谋杀之中呢？答案几乎可以说是肯定的。各种细节上的暗示，都能让观众得出一个她在场的结论。而后，结合役所广司的说谎表演和动机，也从另一个层面“出卖”了玲在场的事实……至于她在这桩谋杀案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那就永远无人知晓了。